自从人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以来，萦绕着他们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找到并理解各种现象背后隐藏的道理，因为只有理解道理才可以驱散忧虑的心理。人类和动物一样惧怕火，惧怕这种从火焰中透出的可能是带着魔咒的强大力量；接着惊异与惧怕又转变为疑问：怎么会有这样的光线？热又从哪里来？最初的答案可能更多地受到信仰而非理智的启迪，不过它们在慢慢地接近真理，神秘也开始让位于合理的解释。
惊叹却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增加了。了解了火苗炽热耀眼的自然原理后，它依旧迷人。迷惑力之外还有赞赏，赞赏化学家描绘下分子间作用产生的火苗跳动。正如当星象学家揭示了天空中除了能见的星星以外，还容纳了无数只有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星系和只有数学公式才能算得出的神秘黑洞，它就变得愈加美妙如仙境。
这便是科学，我以后还会常跟你提到：这是一种永无止尽的力量，它希望能在世上和人们的观念中建立一个世界的模型。这个力量常常是苛求的，每一步都很艰辛而且往往还看不到努力是否有了结果。正如一个不畏困难朝向山顶迈进的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同样费力，但他不会放弃，因为他知道当他眼前再没有障碍阻挡，当视野拥抱天际之时，他将获得怎样的回报！
由理解而带来的是能力。为扩大知识面而付出的必要努力是巨大的，而人们往往在这些努力所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中为它们的价值找到证实。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痴迷儒勒·凡尔纳所预测的先进科技以及那个一切都可能、人们幸福生活的世界。现实竟还超过了他的预测。接连不断的科学发现将无数幻想变成现实，也自然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引起了混乱。不过说到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最震惊的事实，莫过于这些先进科技并非都带来了人类进步。儒勒·凡尔纳预见到了80天环游地球，预见了飞机及潜艇，但他没能料到核弹和基因工程。
要坦白剖析这一弊端是很残酷的：大部分人被奴役、甚至集体自杀；这便是科技可能带来的最糟糕后果。当和平、丰富、平等的社会幻想过去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关于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描写的“最美好的社会”或乔治·奥维尔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他在作品中揭示了当世界处于非人性的极权窥伺下的危险。著名作品有《动物的农庄》（1945）和《1984》（1949）。所宣称的“大哥”统治的噩梦。对于（对危险认识）清醒的科学家来说；事情的轻重缓急已经不一样了：排在第一位的不再是不断扩展知识领域，相反的，是要控制不断地渴求知识将带来的新能力的狂热。你还记得那个负责研究第一批原子弹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吗，当他极力反对研制比原子弹威力强大百倍的氢弹却终究不能力挽狂澜时，他所表现出的痛苦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拒绝去做人类已达到的智力水平允许范围内的事，这是违反了人类一贯的行为态度的：设想我们的祖先会放弃在火堆边取暖吗？但在很多领域；由于地球危机带来的限制，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必要。而真正要把这种意识体现在行动中，是相当不容易的。值此世纪末，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意识到种种激进的变化；而我几乎可以确信到了你们这一代，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仍将是尖锐的。我甚至有些妒忌你了：你生活在一种双重革命当中，有自己个性的变革还有人类社会的革命。它们交错在一起，将赋予你成为创造者的机会。
第一部分我生命中的一天
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我，以便我们进一步的交流，我要跟你谈谈生命中的一些片段，它们在我或远或近地回望过去时，总是清晰地凸显出来。然而这些并非惊人的事件、强烈的情感或是坚毅的决定什么的，只是生命中一些相当平凡的时刻，却不知为何在我回忆的时候它们总显得那样重要。
也许正因为它们是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将让你了解我生活的世界，在我的有生之年，世界已经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设想在我离开之后，将会有更大的变革。
我并不是要向你讲述这些回忆，实际上我是当着你的面跟自己回忆它们。因为这些回忆将使我超越事件本身去理解隐藏其后的意义。在想要跟你描述自己的同时，我也是在试图告诉自己我是谁。
作为开始，我将一切其他事情弃之脑后，单说说很久以前的这一天，它就像水蛭般附在脑中不肯离去。到底是什么如此地重要呢？就在此刻，我将要开始叙述的时候，我还对它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若不对它一探究竟，自己就无法专心于其他事情。现在我就站在这半掩半张的模糊回忆之前，好像一个孩子站在阁楼的门前，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这神秘的地方探索一番一样。也许里面只有泛黄的报纸和一张张蜘蛛网。然而从中传出的呼唤却是这样强烈，以至自己无法再平静，一定要进去检查每张壁柜，打开每个箱子，找过每一捆书才能善罢甘休。在这些旧货当中没准会有什么宝贝，目前还发现不了它，但它一定孤单地在地下某个无意间堆放了破旧脏衣的、布满灰尘的洞穴里发着光。
就是对这一天的回忆牵引着我去讲述，惟有这般才能解放自己的心思，找到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我怀抱着希望站在回忆的门前，仍在犹豫不决，惴惴不安。将要提起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但又正是它们串成了那一天的从早至晚。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在回忆的时候抱着谨慎态度，像虔诚的教徒向神甫第一次忏悔时忐忑不安一样，也许就能在它们短暂的相接中发现闪电般的意识，驱散那些叫人丧失了对阳光的期待的阴愁浓云。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这些时刻都罗列出来：它们组成了我生命的第6 574天。其实这是很容易计算的，那天是我的18岁生日，只要用18乘上365再加上闰年多出的4天（就像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Soljenitsyne，1918～）：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讲述伊凡·杰尼索维奇在古拉格群岛逗留的日子时也不忘加上的一样）。两天后就是圣诞，不过在我心里，比起那个据不可靠的理论推算出在我之前1943年出生的圣童耶稣，自己的出生显然更重要了。
那天，我的闹钟一早就响了。我得乘从凡尔赛开出的第一趟列车，在圣·拉扎尔换地铁去东站，最要紧是不能错过上午惟一一趟开往上索恩的车。就在头天晚上，“吉乃特”这所（圣·热内维埃夫圣·热内维埃夫（约422年～约502年）：巴黎的主保圣女，不畏阿提拉军事压力，保卫巴黎。学校）以其毕业生竞争名牌大学的出色成绩得到教会人士肯定的学校里，几乎全部的寄宿生都已经回到父母身边过圣诞节。而我如果不想白白耽搁一天的话，就必须在规定放假时间前几小时提前离开，可是我提出的申请被驳回了：时间就是纪律，不能违反。我对这种严格感到愤怒，这是“教育者”的一贯姿态，他们更关心的是培养出时刻准备戴着白手套为国捐躯的未来战士，而不是把心思放在培养个人独立能力和思考能力上。
在气氛严肃的一年级新生住宿楼里，到处都是一片空空无人的黑暗。我摸索着下了台阶，甚至没打算去点亮消极防守时期允许点的微弱灯泡。在底层的宽敞大厅里，一个影子向我走近，我认出是副总学监先生，学校里的第二把手，无论学生老师，大家对他的惧怕仅次于最高领导总学监先生。“我在这等了你一会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上学期的成绩昨天晚上很迟才计算出来。你的成绩在数学快班A班里是最好的，第一名。”听到这个消息，我对学校放假时间的严格规定的怨恨立刻就消失无踪了。少了一天假期，但我却可以带着最好的消息回家。整个冰冷漫长的旅途，占领区恶劣颠簸的火车，都将因此而改观。
事实证明，当初我不顾家长、老师、朋友等所有人的反对要去征战前途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都提醒我要小心：去数学专科班备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是给自己选择了过于艰难的道路，我在那里只会一次又一次失败。在格雷中学里数学成绩好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当我置身于一个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数学“尖子”的班上，所面临的竞争将会是无比激烈。我却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要去试试。
于是第一学期里我全力以赴。全部的生活就像一个教徒，既然年纪尚轻，就全身心地努力进取。每个白天，甚至相当一部分晚上的时间，我都在为成功而付出。这种并非出于理解了新理论或是有认识上的超越即不再局限于现实对自己的付出的肯定，而是能深入到环环相套的圈子中心，那里的人都是懂得越过障碍的，能够作出决定，那里的人将不再被简单看做纷繁人群中辨认不出的一分子，而是有他自己的定义的某个人物。我满脑子都是渴望着成为知名人士，生活在众人面前，并且我坚信这是惟一的体现自我生存的方法。这天早晨，在空空无人阴冷的大厅里，我知道已经通过了第一道障碍。我感到自己进入了第一层圈子。我激情澎湃，下面就看怎么运用它更进一步了。
此刻阴暗道路上的积雪、蒙特利埃休息处站台上的冷风以及缓慢的乡下火车已经毫不重要，它们伴随着心中的乐队一路高奏凯歌。
我赢了。我感觉到的不是击败了其他人取胜后的喜悦，而仅仅是证明自己后的幸福。对于“你行吗”这样刺痛人心的问题，我终于听到了答案。怀疑之后紧随的就是确信。那是真正的变化。
就是这一天，世界上还发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可怕灾难，将无数男人女人卷入恐慌。东线上，苏联人在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只向德国人争取回了一小块失地；列宁格勒陷落已经有850天了，一半居民丧失了生命；莫斯科郊外300公里处的平原布满坦克。德国的城镇则每天遭受英军和美军的空军轰炸。意大利境内，帝国部队只是极缓慢地后退；罗马南部，军队被困在卡森修道院，不久后连修道院也被无端轰炸摧毁。世界另一端的太平洋里，损失惨重的美国海军开始追击日本海军直到取得胜利。无论在地球的哪一端，无数男女老少都牺牲了，消失在风暴中却怎么也不明白风暴何来。法国本土内，极少数人选择了斗争，用生命“坚持”到底。我就不在其中。学生之间还很少谈论到这个话题。能谈及此的机会也反常地少。我们只是通过每天张贴在走廊里的《晨报》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要与德国为盟跟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纳粹军队在苏联的“弹性撤退”体现了英雄主义。这些口号说服不了任何人，甚至也没有人为此羞愧。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圈子以外。这不属于我们的成长所必修的，而仅是失败了的荒谬的舞台背景，在它前面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关心自己的前途，不去多想正在进行着的革命。
那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