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革命的怒火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也只是一些小小的不便。紧缺的食物，还有时而被切断的电，但中心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还是专心于一直以来的目标：消化各科内容，通过年末的考试，最终进入理想的学校，余下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穿越白雪覆盖的香槟地区和朗格勒朗格勒：上马恩省的一个县城。地区的漫长旅途中，我脑子里从没想过关于自己，或更确切说是关于家庭以外的问题。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头一次离开家3个月之久。我已经尽力增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格雷处在德占阿尔萨斯边缘的“禁区”内，与剩下的法国之间有分界线相隔，连电话都不能打进去。我强迫自己写了许多谈起日常生活的家书，却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一种割裂。这段时期于我而言，可看做是一段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次独立生活的机会，是征战以来的漫长旅途的开端；我却只觉得像遭到了遗弃。久违了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的温暖，此刻我迫不及待的想飞回家里。我已经记不得面对那又冷又慢、坐着都不舒服的火车有过什么反应，只知道它在带着我靠近日夜思念的家。因为是圣诞前夜，车厢里不可避免的挤满了人，但我完全没在意同车的旅客，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环视过他们？在肖蒙肖蒙：法国上马恩省省会。
站需要下车步行一段，一个人拎着自己的行李绕过被炸毁的高架铁路换一趟车，一次平常的中转。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被外界的喧闹打扰，任何事都走进不了我的世界，连寒冷都无法入侵。我一遍遍在脑海里重复早晨获知的好消息。人生的岔道已过，我感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通向成功的大道。我的满意、欣慰正好替代了离家时的困惑，当时我真担心自己将一辈子平平庸庸，被人嘲笑。
我知道必须要找到出路逃离这种命运。自然却没有给予我强健的体魄以在同类的比较中占上风。童年的不幸使得我既不强壮，也不够灵活，所以我只有将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习这惟一可能成功的道路上。我打出了自己的王牌，依靠智慧而非肌肉或者力气取胜。我也并没有遮掩这一切，也被同学讥讽过。“数学专科班”里的一些同学戏称我脑壳里有一颗“真正的大脑”，玩笑原是含有贬义，却让我暗自高兴，“其他”那些跑、跳、游泳比我强的同学则满足于他们的优质“躯壳”，但最重要的终归是躯壳里装着的头脑。我努力地去设法优化我的大脑。倘若我拥有刺激大脑的合成代谢兴奋剂，一定不加犹豫地用了。事实上，我是在被体内的生长激素刺激着，而这激素正是我渴望成功的心理刺激内分泌腺而产生的。
我一直蔑视那些整日想着打扮的人，我则只想着改善生理结构中头颅内的那一部分，这最终成为一种愉悦的心思，正如一切强烈的生命态度一样，它能让人忘却周围的烦乱。
很显然，我一直安然地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直到日落的时候在古尔蒙—夏兰德海下了车。
这样的小镇，恐怕只有东线的职员才知道它的存在，地图上将它标出，也是多亏了其地理位置正处在巴黎—贝尔福贝尔福地区为法国东部省份，省会贝尔福。东西线与梅斯梅斯为洛林大区首府，摩泽尔省省会。—里昂南北线的交叉点上。朗格勒平原上寒冷与狂风终日肆虐着，直叫人生畏。那里一辆内燃轨道车将带我回格雷。那时，我们都把内燃车称作“米其林”，因为米其林公司试图推销自己的车轮。我非常惊喜地发现在银白的站台上，伊莎贝尔和让正在等我。
我明白了他们也和我一样焦急地盼望着相见，为了让这一刻提前，干脆就到站台来接我了，他们也一定感到少了一位家庭成员，家里就像缺了什么似的。当然这种分离是有益于我的学业的，大家也这样认为，但却无法因此而免于伤心，大家面对着的毕竟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还有以后更多的变化。也许他们有些怨我，家庭关系是从我开始有了松动，他们可能将此看做一种叛离。
这一刻该做的就是重新联结并增强家庭的亲密无间。刚一越过禁区的“边界”，我就立刻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是啊，我安全地到了，没太冷；现在我们正喝着万多斯一种酒名。等“米其林”开车了；当然我没忘了说那个从早晨开始让我满心欢喜的好消息，他们也感受到了我强烈的喜悦。当初他们比我还担心这一选择，现在疑虑被扫除了，剩下要做的就是让那几乎已经写成一半的历史自己去展开。
我一到家，家里就开始节日般地热闹起来，你一定在自家有什么家族大事时也经历过这种场面。在我到家前的几天，大家就已经忙活开了，欢迎我回家，也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而因为那则好消息，这节日又有了特别的意义。大家相互拥抱，说着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关于离家的游子归家的故事，又谈起3个月来他们身边和我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最吸引人的话题当然还是有关早晨得知的好消息，它让奢望的理想成为可能的事实，一直以来都还没有人敢说出来，生怕用词不妥就让沉痛的负担压坏了它。一个不适宜的人物点燃了希望，就是那位特地早起给我报喜的“副总学监”。
我需要两种源泉，需要问题的两个答案：关于自己的和关于家庭对我的爱。现在我放心了，但事实上我又错了，不是我放心了，而只是因为太重视这些问题。
现在从这些记忆碎片中重新整理出这一天，我终于开始明白，为何迫使自己写下它是那么的重要。我能够面对自己的各个方面，自恋，生活在蚕茧中，这些都叫我不能愉快，却又得
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我重新提起它们这种感觉本身显出了它们的意义。
我想我越过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开始自我独立。以前在无知觉的情况下我只是一味遵循，现在我想我解放了自己，投入到了那些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阵营当中；而我以前却只知道服从那些强制的规则。显然，现在的这条路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尽管我不曾想过克服它们的意义何在，我对自己扫除障碍的能力感到满意。追溯以往，我并没有感到骄傲，希望也能让你分享这一看法。我要求自己必须坦白真实。我想在回顾不那么久远的事的时候，也许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第一部分反抗的效果
远逝了的悠长岁月，让记忆变得不那么确定，哪怕许多细节仍然清晰。也许在下意识里，我向你描述这一遥远的时光时，多多少少叛离了事实，但我确定谈起另一事件可以公正许多，那是半个世纪后我亲身体验的，它在我感觉中，与前一事件大相径庭。
背景变换了。此刻的法国不再是战败、被占领、听任于人的法国，每个人也不用再强迫自己生存下去、期待美好的明天，法国已从风暴中走出，它和平、丰富，人们也可以千姿百态地过着相称的生活。
人物也变化了。当然我还是那同一个个体，但已经流逝的半生，带走了满足与痛苦，幸福的惊喜与幻灭也经历了无数决定性的相遇；把他同我刚才描述过的那个人相比时，区别竟是那么显眼，以至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1996年春天，法国境内数百个别国的无证件人士，开始试图找寻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他们想要摆脱终日被检测身份、遭起诉、最终遣返回国的命运。当一个家庭已经在法国定居若干年，怎能接受让这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公元前4世纪）：大迪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大迪奥尼西奥斯邀请他坐在一把悬梁剑下。之剑破坏所有的计划？没有证件，这些男男女女只能打黑工，成为剥削者手下最无力的牺牲品。困境中走在一起的人们发现，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开的行动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窘迫境地。当法国人从电视上了解到关于他们命运的丑闻，一定会有所反应，要求修改与现实状况不符的法律。至少这些人是这样以为的。
我们显然可以把他们的希望看做一种天真。但这一态度却透露出，他们心中某种“法国的形象”至少是热情的。他们的天真同时还体现在坚信古老的法国风俗，那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教堂是神圣的地方，警察势力无法入侵，一些动人的故事流传着，述说被判冤刑的人躲在教堂里逃过了无理的惩罚。这些外族人怀着美好的感情构建了“法国的形象”。
于是某一天，出人意料地，他们在巴黎东部圣·安布罗焦圣·安布罗焦（Saint Ambroise）：米兰主教，教堂之父。教堂里安了家。但教堂神甫将他们看做擅入者，认为他们扰乱了宗教仪式的良好秩序，经大主教同意后，他便更多地以圣主意思的主管者，而非受托者的姿态处理起这一事件来。他要求警察力量介入，警察们立刻就将这批男女老少驱逐出门。此后数周的境遇每况愈下，这些大部分是黑非血统的家庭又在几个健身房改成的仓库住过之后，最终在18区离巴黎北站的铁路不远的圣·贝尔纳教堂安顿下来了。
当人们通知神甫有人入侵时，他正巧在准备下周日的布道。神甫的第一个反应就像每个正常人一样，他反对无章的秩序，维护教区规则。教堂是祈祷的神圣地方，并非家庭的栖宿地，尤其是那些多孩子的大庭，卫生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神甫也准备和圣·安布罗焦的同事态度一样。可刚写了个开头的布道内容就在眼皮下，那些结论来源于福音书的一句话：“我是外人，你接纳我。”那么若在演说中宣讲接受，却又在实际行动中拒绝要求被接受的人，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决定不让警局介入，并力求安置好入住者。舆论眼中，这是整个教堂的态度在转变；他们终于站到了受压迫的人一边，而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受到了压迫。古老的“军队与宗教”的联盟似乎有了裂缝，并让人从中看到希望：某一天裂痕会变成鸿沟。神甫的态度同时改变了人们对宗教场所的看法，那些地方不再只是圣徒们聚集起来做弥撒的圣地，它们同时在成为人们团结一致捍卫共同信念的地方。它们于是更加神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之屋”，“上帝之屋”不仅仅是提供场所让人可以请求圣灵的帮助，更主要的是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参与到维护集体意识的行动中去。这位神甫认可的情况自然不对当权者的胃口，尤其是总理和内务部长，但他们担心，未经宗教场所负责人的允许就让共和国保安队深入教堂，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让事态保持现状则又会显得过于宽容，而让另外一部分人不高兴。正如政客的目标一向是让大部分人得到满足，这场争论完全是高乃依高乃依：法国17世纪诗人、剧作家。其戏剧作品的典型情节为伟大爱情与责任感的冲突。式的。一段时间内，当权者认为当静观事态，并任由情况自由发展，他们在等待着入住的家庭及其支持者疲惫之时。几周内风平浪静，但很显然，一场暴风雨在酝酿中。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政客所担心的对下次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