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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词本身由此而变得没有意义。正如两个世纪前，人们最终明白氧化原理时，“燃素”一词就自然消灭了一样，“生命”这个词也可能不再被提起。17世纪的物理学家为了解释木材和煤在燃烧时会产热量，认为这些东西是由灰和一种神秘的物质——燃素组成，它在燃烧过程中游离出来并表现成火焰的形式。为了清除这一解释遇到的问题，学者们就认定燃素尽管有结构，有重量，却不是一种真正的物质，而是“素”。实际上这个字眼的使用正讽刺了人们没有能力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
而在我们思想中比“燃素”要重要得多的字眼“生命”，其本身也只是个贫困理解力的掩饰物。要想看清楚刚才所提到的理解上的混乱，只需翻出字典上的解释：“生命：生存的事实；生命体由出生走向死亡的特性。”必须得承认这里仍没有脱离用词来解释词的恶性循环，每个词的意思都是通过另一个来定义。
DNA的发现解决了所有这些困难，并且不再用“物体”的概念来区分非生命体与生物，或者说这种区分的基础不再是“生命原则”，而是新提出的这个并不神秘的分子。所有拥有这一
至我这个人。
我们必须将以前所发展的关于“生命”的推论全部重新审视，才能接受新观念。毫无疑问这是个浩大的项目。这种必要让人联想到汽车制造商在发现一批产品的方向盘或是刹车闸出了问题时的态度：为了让汽车能安全行车又得花大力气检查。同样，我们必须回顾以前拼凑起来的思维结构，它们的出发点是人类曾自以为是的严格的理解，而今才发现其实与事实真相并无联系。人类得要“唤起”过去所确信的认识，使之与今天新的理解相适应。你这一代无须再去发现“生命的神秘”，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们所需的只是精神上的勇气：要敢于在刚刚敞开的这条路上谨慎地前进。
逻辑推理不再是极权的
在你读书的时候，整天面对着那些一步步展开的不可动摇的逻辑推理，可能常常会感到没了勇气。尤其是数学，根本别想抛开课本上一年年积累起来的定理。这些垒起来的定理是座真正的堡垒，墙壁都坚不可摧。数学之路一旦确定，对每个人都一样，也不知它通向何方，更不觉其中会有什么乐趣。逻辑倒像是件紧身衣，一旦穿上就再脱不开束缚了，永别吧，自由，永别吧，诗歌。正如如果我接受人人都会死和苏格拉底是个人的前提，那么结论就只能是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别无他样。只有这一结论是“真”，若得出“苏格拉底不会死的”，那就是“假”。
这种思想枷锁在本世纪的进程中稍稍得到了放松，因为逻辑领域中也出现了悖论。其实关于真和假的概念是无法排除所有的可能性的，在它们的缝隙间还存在着一个很有发展的概念：不确定。这绝不是渴望在浓雾中流浪的诗人的发明创造，它是哲理数学家科特·哥德尔科特·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78）：美籍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
提出的严密证明。他指出，一个数学理论（即可以用作证明定理的公理集）只有在“不完全”的情况下才是“严密”的。严密性仅指这一理论不能用作证明相互矛盾的定理。很显然，对于数学体系而言，这样的要求是最基本的，但对于这样要求的重视暗示了有些事实是没法证明的，由此便有了不完全性。
各种“猜想”便是最经典的例子。那是一些被数学家定义的被认为正确却无法证明的论题。如著名的歌德巴赫猜想。歌德巴赫于1747年发现，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奇数的和（有时甚至不止一种分解方法）。如：12=5＋7，100=17＋83=47＋53……那么是否所有的偶数都被证明具有这一特性？不知道。如果说由算术的基本公理可以证明这一猜想的正确性，而基于相同公理的另一种推算却可以证明这一猜想是错误的，那么这一公理集就是不严密的，就会让算术学蒙羞。
戈代尔所带来的证明就是：当一个体系是严密的，那么可以肯定它不能够证明所有的命题；它是不完全的。所以会存在一些既不能认定为真，也不能认定为假的命题；它们便是不确定的。
或者也可以通过在最初的公理集中增加一条来证明一个不确定命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临时性的，为了证明另一个不确定命题又需要再添加一条公理，如此下去没完没了。不完全性恰恰正是严密的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然这方面的思考不会在人民大众中引起什么反应。即使不明白这些也照样过日子。可是这些思考确实给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用以理解现实的工具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智慧不是上天送来的礼物，它是一台我们用一生建造的复杂机器。关于不完全性、严密性、不确定性或者其他同样微妙的概念的思考，可以使智慧之机器得到锻炼而趋于完善，正如晨练可以锻炼肌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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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仅是在20世纪涌现的大量新思想中的三个例子。DNA、相对论、量子物理、戈代尔定理、宇宙扩张说，它们都推翻了曾经以为的真理。鉴于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道路，而是从新思想中得出结论来构建一个新的严密的看法。
对理论的吸收工作只有通过教育来完成。而在教育领域里，时间是以“代”来计算的。所以首先便要立刻着手培养教师，他们的任务将是把现代科学传授给下一代的年轻人。你的化学老师、物理老师和生物老师在向你描绘现实世界时，会利用一些在今天很著名的概念，而它们在我自己做学生时还只是刚刚被提出，自然也绝不会出现在我所经历的考试中。若要它们在将来的考试中出现，就要求教师们的思想拥有很强的灵活性。最迫切需要如此的是哲学老师，他们将成为从新观点中总结出结论的人。
说实话，我很担心这些新思想只是被编入中学教程，跟在已有的内容后作为新增加的章节和公式，而讲授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考试中考到。其实真正该做的是对科学家所描绘的世界样板提出质疑。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今天的教育是多么地不重视深层次的思考，你一定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那个方程式，它被看做神奇的公式到处提起：E=mc2。有多少教师真正让学生去思考它的含义呢？然而它却可以将我们对哪怕是一块小石子的观念改变。如果石子以速度v被扔向我，我就知道它将击伤我，因为它拥有相当于1/2mv2的动能。爱因斯坦想告诉我们的是，即便石块处于静止状态，它也拥有掩藏在外表之下潜在的能量，而这一能量远远大于其动能，因为光速c远非v可比。当然这一能量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可是只要去洛斯阿拉莫斯博物馆参观一下设计制造的第一批原子弹的实验室和投放在广岛及长崎的那两颗的模型，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所能看到的与真实情况之间的鸿沟：“胖男人”与“小男孩”只是两个一立方米左右涂上白色的容器，没有任何危险。但它们的原体却在几秒钟里将两座城市变成废墟。
科学的全部用意就是要教会人们超越事物的表象去理解它（伽利略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星象学家，1633年在宗教裁判所的胁迫下公开放弃“地球绕太阳转”之说，但仍然小声发表了上述名言。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被迫承认地球是静止地处于宇宙的中心之后，还是忍不住小声说道：“可它确实是在转动啊。”）。而教育也当以此为重任。可惜啊，这一目的现在已经被遗忘了，而让位于另一个可笑的目的：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一反常现象非常广泛地存在，最近报上登出了法国从最好（巴黎5区）到最差学校（郊区）的排名表，也没人看了觉得不妥。我们必须天真地承认，唉，对于教学权威来说，还有家长，惟一可以衡量学校质量的标准就是毕业会考的通过率。
最终目标不端正，对于正处于塑造个性期间的年轻人来说尤其严重。国家教育部长要是不想被指责诱拐青年，就最好要求每个中学都像雅典科学院门厅里一样，在墙上刻下：“谁要是为了准备会考而来，请勿入内。”
第二部分高新技术与进步（1）
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曾经梦想过这样的世界，那里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命运可以无止境地得到改善。斐利亚·福克斐利亚·福克：凡尔纳著名小说《80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曾用80天环游地球一周，而后来只要40天，再后来只要10天。那些类似尼蒙船长的诺第留斯号尼蒙船长和诺第留斯号是凡尔纳著名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人与物。的、“比空气重”的机器载客量不断提高，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行程越来越远，乘坐条件也越来越舒适。像米歇尔·阿当米歇尔·阿当：凡尔纳小说《环绕月球》中的主人公。一样去绕月球转转，甚至登陆月球，以后也都有可能。关于机器功能的所有提高现在都被看做是进步，“高新技术”与“进步”几乎成为同义词。
个别研究人员认为，科学的终极就是认识本身，虽然人类始终无法到达，但他们却梦寐以求能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也是人类这种生物的天职。持此观念的人被认为是温柔的梦想者，而那些严肃的人确信，应当从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中去肯定为提高认识而付出的努力。这种态度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有什么用途呢？”这个疑问在断定一项研究时尤为关键。研究人员在申请研究资金时的解释就是，即便研究成果在短期内看来毫无用处，但从长远看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有一天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和收益。另外这个观点在大多数时候也的确是真的。
20世纪初，儒勒·凡尔纳以及他所宣扬的单纯乐观主义得到普遍认可。只在几十年间，莱特兄弟最早跳蚤蹦似的飞机已经有了令人震惊的发展：1909年布莱里奥布莱里奥（Bleriot，1872～1936）：法国飞行员，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之后，1927年林白林白（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首次飞越大西洋。紧接着又穿越了大西洋。若仅以旅行的时间长短来计算，那么地球的面积是缩小了上十倍、上百倍了。
更有甚者，若以信息传递的速度来计算，那么地球的面积简直缩减为零。19世纪末，无线电报技术中赫兹波的运用使得信息传送速度几乎接近无穷大。赫兹波发射与接收的同时性被水手们利用来精确测算经度：他们只需要收听埃菲尔铁塔上发射出的“嘟嘟”声，就可以知道巴黎时间，再通过太阳位置测出地方时间，比较两者即可。
人们很难想像信息的瞬时传送会给人际关系带来怎样决定性的变化，而同时这一变化又被其后的发展进一步夸大：20年代流行“TSF”无线电话系统，到3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电视。人类不再像过去那样要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