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无线电话系统，到3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电视。人类不再像过去那样要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相互联系；现在大家可以同时接收到同一信息。
即便相隔天涯，人与人之间进行对话也好似大家都坐在桌边一般方便。我们对人类的全部看法都因此而改变了。以往被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所分隔的人们，现在感到组成了一个相互依靠的团结的整体。
在新技术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之外，以往的“生活在一起”的象征完全被推翻了。从理论上说，无论是两个大陆之间还是一个村庄内部的通话都同样方便。一只会说话的匣子，一个能看见画面的屏幕，这些几十年前还不可想像的工具让它们的拥有者被一种真正的感官的延续所吸引了。这不仅仅是舒适的享受，他们从中看到了令人目眩的权利增长。而他们在这些美妙的东西前表现得就像得了新玩具的孩子。
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近几十年间所遇到的改变比它在此前几个世纪的变化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几十万年前，一些人开始敢于面对火，他们最终控制了它，将它由敌人变为盟友，火不再神秘，反而成为有效的工具。人们对于这一胜利所带来的结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某些文化中将它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这位半人半神的巨人从宙斯那里偷取了火种，并将它的秘密揭示于世人。可他对人类的关心却招来永恒的灾难：他自己被缚在岩石上，任由秃鹫叼啄心肝。尽管他被囚困在山上，可到了20世纪，他却真正地解放了，又开始从宙斯那里偷取宝贝，给人间带来更多新礼物。
很有可能普罗米修斯在21世纪初仍旧是慷慨大方的。即便科学再没什么新突破，却仍然会有丰富的革新与改善，因为已有的发现还并没有完全得到开发，而且每一种技术都会因为其他技术的提高而相应提高。比如说信息技术就很可能渗入到各行各业而带来更新的成就。同时新千年里缩减体力劳动的斗争也会取得新的胜利。体力劳动对大部分国民而言将逐渐消失或仅仅成为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这些前景也许是叫人愉悦的，但单纯的乐观主义已经消失不再。新技术所带来的不那么理想的结果慢慢显现出来。在我给你写东西的这一年，手机这项先进技术就正在改变我的同时代者的行为处世。手机算不上是任何新发现的成果，而只是已经实现了的或大或小的成果的积累：火箭制造者建立了卫星网络，电子工程师又将集成电路板缩小，结果就是拥有这个神奇小玩意的人和其他拥有者或是其他身边有电话的人都处在即时联系中。人们被深深吸引了，很多人从此“机”不离身。无论是驾车的时候，在超级市场推着小车购物的时候，或是带孩子散步的时候，他们都继续着与远方对话者的交谈，而且好像很快他们将不仅能对话还可以彼此看见图像。他们工作不必再到现场，也很少真的在人们听到他们说话的地方。为了想要无处不在，他们干脆哪里也不去了。这种分身法、这种精神分裂症，像传染病一般四处传播，问题已经初露端倪。
这个相当肤浅的现象，也表现出了人们面对新事物可能产生的态度转变。兴奋之后很可能是种排斥。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新成果的保证；新成果总是被人们愉快地接受，之后却可能显露出意料之外的，甚至是全球范围的隐患。我们必须承认普罗米修斯是个危险的朋友，他所赠的一些礼物上掺了毒，我们还要不要接受他的礼物呢？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可怕的失望，最终认识到一项高新技术也很可能就意味着一切重回野蛮。
可能发生的人类集体自杀
我先前提出的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也同时说明了理论发现在运用时的丰富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矛盾双重性。最初人们都认为质量与等式中所肯定的能量间的相关性不过是理论家的卖弄罢了，没有什么实际运用的价值：平常人看来，这一切不过是数学家的游戏，派不上用场的。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意识到这一公式让我们的眼光变得更清晰了。由公式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存在的，即所有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中心都具有神奇的能量。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个看上去只有物理理论专家才感兴趣的公式，就成为原子弹设计制造的根源并威胁了全
第二部分高新技术与进步（2）
对生命体的操纵
在带给人们如此满足与自豪的技术成功内部这个人们最没有想到的地方，原子能的控制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很明显人们警惕了：人类首先应当防备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现在完全有了不同的意义：他偷走宙斯的秘密，展示给人类，于是这位半神半人让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了责任；而宙斯将秘密瞒着世人，并非跟人类恶作剧，而只是希望保护他们免受自身的侵害。
这一事实在被称为“生命”科学的领域得到承认，正是这一领域内的发现对人类认识的改变有着最大的影响。
在你读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时，今天由第一次基因操纵所提出的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呢？很有可能这些问题都不再被提起了，而惟一的限制也只是与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的操作成本。会计与经济学者之争会让人们忽视了哲学家与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疑问。另外，在2025年，不知道科学家会不会成为为经济学者服务的普通雇员？那时评价他们的标准不再是创造性，而是收益。至于哲学家，他们可能只是会计们不情愿的、难得接受的奢侈品。
实际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要强调这点。在发现DNA分子时，研究者们并不是仅仅把一直以来很神秘的问题“生命”解释明白了，他们还演示了带给生命体生存能力的东西只是建筑在最平凡的化学机制上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它们是可以修改的。神秘消失了，它所负载着的恐慌、它对行为意图的威慑力都让位于一种解释的渴望、一种改变的愿望。既然无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无法定义了，那么修改细菌，给它添加目前为止还没有的种类，如灵长目或者甚至是人类才具有的生物配方，这也不过就是一种合成的新的化学分子，算不上对自然的强奸，正如从矿石中炼钢一般。
在这条越走越远的道路上，惟一遇到的障碍就是技术本身的问题，然而这些也随着不断的进步一个个被解决了。研究者被开发的兴奋驱使着，又被集团的竞争所刺激，惟一的目的就是实现过去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宇宙被重新统一了，其组成物由相同的元素构成，遵从相同的相互作用，这样或那样操作的合法性问题再不会提起了。所有可能的都是被允许的，或者说可能性的底盘无限制地不断扩大。于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平衡又成了问题。
对几十亿人所必需的粮食作物进行基因修改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白的例子。几个跨国的超大农产品加工集团开始种植新的品种，它们的基因组中被植入可以抵抗一些病源载体的基因。然后我们再没有必要大面积喷洒价格高污染大的农药，产品成本开始下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公司所说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到最好。然而关于潜在危险的各种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这些抵抗基因会不会也存在于恶草中因而再无法将它们根除？那么在现实存在但有限的优势与尚未得到证明却很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劣势中应当怎样做出评判？
为了争取犹豫不定的群众力量，转基因植物倡导者补充说多亏了这些产品，世界范围的饥荒就可以得到控制。其实这反而是一个画蛇添足的论据，正能让他们露出老虎的尾巴，因为目前正夺去无数孩子生命的饥饿，并非粮食总量不足造成的；粮食的基本储备是可调动的，只是局部战争切断了向饥饿者运送粮食的道路。有时饥荒是贫困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而被迫进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后果。他们别无选择地将优质土地用来进行工业生产而非传统农业生产。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饥饿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和其他自由制度下类似的所有公司一样，它们的惟一动机就是追求更高利润。只不过它们应当体面地去承认，而不是将其目的隐藏在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感背后。我们得看清，绝对自由下伦理必然遭到无视。
一个真正恐怖的计划便是绝好的证据，这些农产品公司目前已自揭其短：他们将给农民提供必然带来高产的种子，但收获所得的种子却将是低产的。农产品公司对此仍有漂亮的辩解：他们的实验室通过极其复杂的操作，将不同的基因配置混在一起，才带来了头年的丰富产量。这种内部的多样性是高质量与高产量的源泉，却会随着头一次到下一次收获的自我繁殖而逐渐削弱。因此需要不断地重建基因财富，但这一点只有那些拥有实验室、具有超越普通劳动者的才华的精英才能做到。
论据的确很有力，只是它被用作肯定过度权力的存在：这些多国集团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的种子提供商，世界各国的耕作者都必须与之打交道，缚手缚脚地去感谢他们的强制定价，感谢他们提供的优惠价格。在经济“全球化”的掩盖下，几家公司的真正的独裁正在登上舞台。而反对这一计划的人却很容易就被认为是思想落后者，是无法理解“市场原则”好处的人。实际上，现在要做的是维护最基本的民主。即使在未来几年里，这样的体系已经形成，在你意识到的时候去行动也不算迟。而我也穿越几十年的时间提醒你要有所反应。
地球的有限性
人类权力增长的另一后果是对全球大范围平衡的破坏，这虽没有核自杀那么残暴，也没有动植物基因修改那么阴险，但从长远看来也同样危险。
直到上个世纪，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活动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人类强大的行为手段，如今在局部已可以和宇宙发生的力量抗衡。保罗·瓦莱里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又译瓦雷里，法国作家，作品有《年轻的命运女神》。所说地球“完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完结中包含着人类团结的意思。“团结”一词在这里不再是褒义，而仅指相互依赖的实情。在团结问题上，人类并没有选择权，他们必须团结，就如同一只独船上的旅客。人类才刚刚明白意识到一个不久前还没有人想到过的现象：“温室效应”。
一天，一年，甚至百年间气候的变化都只是围绕平均数作微小的波动，而平均数是与作用于地球表面以及其外围大气层的各种因素的平衡相符的。自15 000年前结束的冰川时代以来，这一平衡只是缓慢地变化着。而忽然在19世纪进程中，人类活动粗暴地介入了自然平衡，工业发展影响了天气的一些决定因素。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自工业时代的开端起，这一密度已经上升了30个百分点。变化引发的或远或近的后果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但并非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