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时代的开端起，这一密度已经上升了30个百分点。变化引发的或远或近的后果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但并非无足轻重。根源存在于个别国家，结果却要影响全人类。
地球能够使其重新循环的、由人类活动制造出的二氧化碳气体总量大约在每年180亿吨左右，以目前人口计算就是每人3吨，以本世纪中期的人口总量来算大约是每人2吨。现在中国和印度人年均数量也只有2～3吨，但法国制造量为其3倍，美国则达到8倍。其他大部分气体（甲烷、氧化亚氮）的状况也都一样，一旦遭破坏就会对大气层状态产生影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不到全球四分之一，却任由自己将全球气候条件不可逆转地改变，祸害了全世界人的舒适生活甚至生存。多亏了还存在着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使目前的情况暂时可以承受。但这些国家为了努力追赶西方国家的工业水平，必然也将引发灾难性的气候失衡。而且我们又凭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们这样呢？
另一个问题也说明人类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大部分人都渴望与西方并齐，那么若全球人类均与西方一样行事，那么地球还能承受多少这样的人口？当然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超过10亿。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需求的人口超过10亿，那么地球再也不可能长久地承受了。对未来的选择已经被限定：或者我们这些富人俱乐部的特权阶级继续无止境地追求消费的增长，并想法对付那些要求来分一杯羹的穷人的进攻（未来几十年里，几颗原子弹大约就可以让他们打消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念头），或者就是我们根本地改变目标，向资源重组方向努力，根据自然所带来的总体限制，以更平衡、更和谐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配。那么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实现经济“零增长”，而是要追求一个最快最好的负增长。
除非我们能接受决定性的重新回归野蛮，不然就必须彻底改变物质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经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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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必要自己可怜自己。现在要做的只是在接受人类自我赐予的权利的同时好好地生存下去。然而，这些权力的扩张已到了令人目眩的地步。我敢冒险说一句，科学新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间只可能放慢速度，即使如此，我仍担心新兴力量的涌现会不断加快，并越过一些为阻止这一情况而人为设置的全部障碍。
我们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所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要不要让上帝给人类所做的事情加上限制？在我看来，那无异于对职权的放弃。我们再也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派摩西摩西：古代犹太先知、首领。去西奈半岛上听取上帝神谕。即使可能，也不需要放弃尊严去寻找帮助。我们可以自己确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
人类曾想要领导其周围的世界；而人类所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以至自己成为自身权力的目标。大胆地打个比喻：根据相对论理论，星球都一直向前运行，而宇宙空间被太阳质量所弯曲，那么“一直向前”使它们最终又回到原处。同样，人类技术手段的发展也像是在单行道上行进，一旦一种新技能被接受了，它就确定下来，再不可推翻。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却似乎在一个弯曲的空间里展开，技术“一直向前”，有时会将我们带回野蛮。
我们只是刚开始提出疑问，我希望到你的时代，问题已经变得很清晰。目前，一切都被经济理由的介入所扭曲了，而它们本来与此话题根本毫不相干。佩吉佩吉（Peguy，1873～1914）：法国作家。为政治上神秘主义的退去而惋惜，可他怎么不面对处于社会经济影响下的伦理学的可怕倒退再去说说！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偏离航向无异于集体自杀，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经济思维都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只能考虑到可以立刻测算出的因素。再举个例子，又有谁能在卡车的运输成本中加入大气层的损害（二氧化碳比例增加，臭氧层变薄）导致几百万人健康受损的因素？温室效应的后果又怎么计算？
关键就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值得商榷。面对选择时，我们的想法不该再是：“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各是怎样的？”而要想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类面对问题的态度需要整个儿倒转过来。我想惟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尖锐。这点可以通过教育以及每个权威人士的努力来完成。
民主化的程度又重新受到质疑。所谓民主，并非只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听取大家的意见，还需要听取他们关于社会最基本目标的看法。前一项职能在一些国家中得到很好的保证（说实话是少数国家），其中包括我们的国家。而后者却很难做到，因为所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在我们的权力还很有限的时候，便满足于逐项行使它们；研究的乐趣在于投入行动。而现在我们几乎无所不能，就有必要放弃一些；我们必须选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分清可为与不可为吧。为此有必要提出伦理民主，它比管理民主的实行要更加敏感。它要求在每个人所表示出的各种意愿之上达成人人遵守的态度。像现在这样的自由的定义再也不会被采纳，它简直将自由变成了一种任性。“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的自由就开始完结了。”这句著名警句应当被一句意见相反的句子替代：“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才有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参与到这种对比的讨论中去，其后达成的自由的定义只可能是一组能被大家接受的约束。
伦理民主这一目标期待的是关于一个共同核心的一致赞成，这一核心保留着大家的特性与不同，但又被所有人、所有文化所接受。而它只有通过对每个生命旅程意义的思考得出，首先是对生命终结的思考，因为大家谁也难逃一死。
第二部分她被找到了……（1）
你一定聆听过阿尔蒂尔·兰波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作品有《醉舟》、《地狱一季》。的呼声：
她被找到了什么——永恒那就是阳光下的大海
这是个虚假的消息：没有人会找到永恒。一旦开始思考人生，就得接受生命的有限性。这种工程师口中的“有限的条件”，在我们的每个计划中都应当被思考到。去想，并不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病态满足，而且是使头脑保持必要的清醒的一项练习，正如每日的晨练一样是有意义的。试着一起去做吧。
在你这个年龄，死亡是个与己无关的字眼。当然你还不会说自己是不死的，但即使是在否定的时候，这一说法也引入了你的生命完结的可能性。你的知识对必将到来的期限还没有概念。作为青少年，你只是一步步做着计算，将生命的每个阶段用数字来表示并衡量其进程。但你最终会到达一个日期，那天的事件记录着生命的终结。在你身上和你周围，时间一分分地更迭，伴随着生命的连续喷发，它总带来丰富的新内容、新感觉、独特的想法、突然的渴望以及从来没有过的计划。这种喷发太强大了，根本无法装到日历这只匣子里。若是计算相继而来的每个瞬间，那就使它们失去了内涵。我不想教唆你像一个无论怎样花钱都会感到遗憾的吝啬鬼那样去管理你的时间。相反的，我希望帮助你看到正由于过去的每个瞬间都不会重来，因而它们更显得美了。不要把这样的瞬间看做是一个终会枯竭的宝藏中的金币，它是永不枯竭的解渴的泉水，只不过有一天你终会远离这眼泉。
死刑
你们这一代很可能已经记不起卡尔拉·法耶·蒂可的名字。这位年轻女子曾因为在得克萨斯州犯下罪行而被判死刑。在执行判决前，各种司法诉讼持续了漫长的几周，各家电视台都多次转播了她的形象。在汉兹维尔监狱的“死亡之廊”中度过的几年时间，将一位杀人犯变成饱受折磨、经验丰富的妇女，并使之皈依宗教的怀抱。她凝望众人的目光中透出内心深深的平静，即使电视中介拉远了彼此的距离，各位观众却仍感受到她的目光，并将它看做上帝的馈赠。
取消死刑判决是众望所归。很多人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愿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但那一天还是来了，她被宣告以合法方式注射毒剂服刑。她不会再存在了。“他们”杀了她。“他们”——休斯敦法庭、一心只想着下次选举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小布什、华盛顿最高法院、用学来救人的医学技术将毒药注射到她的动脉中去的医生、得克萨斯小酒馆里那些因为“公正作出了裁决”而感到满意的喝着啤酒的酒徒们、美国人民以及在对待活人时仍然敢于将死与刑这两个不可调和、不相和谐的字眼组合在一起的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
因为一个人并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有生命的东西。我要强调这点，“生命”这个词本身就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各种字典里也无可避免地求助于同语反复而将其定义为“生存的事实”。科学思考可以避免这一困难，但避开的同时也将生命概念的一切意义变成了空白。对于今天的科学家来说，在分子、化学结构、物体、病毒、细菌、植物以至动物之间都有着完整的连续性。在人们想像中，无生命的物质与生命体之间的鸿沟已经被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所替换，而人类便是发展的顶峰。
如果我们仅把人看做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那么它将与周围的所有东西等同。它的生命不过是在自然要求下一个接一个阶段的连续过程，死亡就是最后的阶段。对所有生物而言，这最后的一幕被定义为临时组成的结构的消失，它也是生命孕育时期所开始的循环的一个部分，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甚至这是惟一肯定会发生的。按照正常的逻辑，时而会想到这种结果，并在潜意识里觉得它难以接受，也不是没有理由。在大自然的总体平衡中，一些生物生命的继续必然引起另一些的死亡。若人也只是这样，仅仅是自然所产生的无数生命之一，那任何人的死亡都不会是多大的丑闻；瞬间冲动下的凶杀案受害者与肃穆的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他们的死亡也没什么不同。
但人类超乎于自然，这正是卡尔拉·法耶·蒂可的微笑向我们唤起的意识。她的存在并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颜色、一套复杂代谢的器官的组合。和我们中的每个人、休斯敦法庭的陪审员、乔治·小布什州长、最高法院的法官、满意的酒徒以及所有美国公民一样，她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结、一种交流的源泉、她是发向所有记得她的微笑的人的联系的固定点。
那个带来死亡的医学动作不仅结束了她身上的所有代谢，也不仅摧毁了那个使得她能以微笑向我们打招呼的器官组织。若仅仅于此，它不会成为丑闻的根源。这个动作所参与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其后果也比屠杀场杀动物的屠刀所带来的后果要更沉重得多。它摧毁了“结”，它让源泉枯竭，它剪断了联系。它触动了所有被她注视又无法忘记那目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