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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因为渔夫文化而“分”，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分久必合”，所以我们可以很乐观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因为“合久必分”，所以我们又平添了许多的忧虑。兵荒马乱的三国，正好是一个从“合”到“分”的历史时期。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合久必分”的现象呢？
请听下一讲——东汉末年的两种渔夫。
第六讲 东汉末年的两种渔夫（1）
《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成君忆先生认为，所谓“分”与“合”其实是两种管理绩效。“分”则有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这样的乱世。“合”则有周、汉、唐、宋这样的盛世。
那么，在这些“分”与“合”的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管理学奥秘呢？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神秘规律。至于“合”多久必“分”、“分”多久必“合”，在时间上没有确定性。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分”了500年。西汉与东汉加在一起，“合”了400年。从黄巾起义到秦琼卖马，又“分”了400年。三国归晋并不是“合”，与秦始皇时期一样，是一种独占。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个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丽堂皇的太平盛世，“合”了将近300年。清明上河图里的那个宋朝，合了300多年，比唐朝还要长30年。
与历史学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相关的，是管理学中的“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先有管理学中的“治久必乱”，然后有历史学中“合久必分”。先有管理学中的“乱久必治”，然后有历史学中“分久必合”。
【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47、先有管理学中的“治久必乱”，然后有历史学中“合久必分”。先有管理学中的“乱久必治”，然后有历史学中“分久必合”。
48、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作为管理学的案例，让我们从中寻找到智慧的痕迹。历史上的三国，其实就是这样一部管理学的案例。
创建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就像春天的园林一样，最初是敏感而又有活力的。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往往会失去那种敏感和活力，整个社会组织都会变得麻木不仁。这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腐败现象，也就是管理学中的“治久必乱”。
腐败现象出现之后，渔夫的管理学就开始大行其道。人们再也不像当年那样纯朴、那样真诚、那样乐于助人，而是变得贪婪、自私而又惊恐不安。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换成了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暴力被美化成英雄主义，阴谋成了战争的艺术，地位、财富和权势成了人们所崇尚、所争夺、所占有的目标。这样就出现了历史学中的“合久必分”。
所谓“合久必分”，就是中国历史上常说的“群雄逐鹿”。暴力和权谋开始粉墨登场，并最终演变成军阀大战。最黑暗的时期来临了，人们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寻找人生的出路。他们从古代圣人的哲言中发现了智慧的亮光，他们开始厌倦争斗，开始回归爱。这样，就会出现管理学中的“乱久必治”和历史学中的“分久必合”。
我曾经和朋友谈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文化的再生”，或者“文化的新生”。为什么出现这种“文化的新生”呢？因为人们在黑暗中寻找智慧的亮光，人们在追求着人生的自由，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尽情抒发着爱的天性、爱的感言。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出现文化的新生。第一次在先秦，出现了老子、庄子、孔子、墨子、荀子等诸多文化名流，以及像晏婴、子产这样优秀的政府官员。那一次文化的新生，为汉朝的繁荣提供了文化的基础。第二次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产生了中国佛教文化，为后来的唐朝提供了文化上的平台。第三次可能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时之间也是群星灿烂，可惜的是，后来爆发了日军侵华战争，从此局势动荡，国学竟成绝响。
我们今天老在叫喊“中国要复兴”。走哪条路复兴？是复古，还是创新？不是照虎画猫的那种复古。也不是想入非非的那种创新。而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凤凰涅槃一样，焕发出新生的容颜。我相信终有一天，会重现一个像唐诗宋词那样生机勃勃的盛世中国。
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作为管理学的案例，让我们从中寻找到智慧的痕迹。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历史上存在了400年之久的大汉王朝，究竟是怎样被“分”成三国的呢？
【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49、当你在爱着的时候，你就像园丁一样慈祥，而世界也像花园一样姹紫嫣红。如果你不爱，你就像渔夫一样心怀叵测，而花园也立即变成了滔天的恶浪。
50、大汉王朝之所以覆灭，汉桓帝、汉灵帝、董卓、曹操四个人应该负主要责任。他们是两种类型的渔夫，造成了东汉末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在《渔夫与管理学》和《像园丁那样管理》两部著作中，我提出过一个观点：“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正是因为这种以爱为主题的园丁式管理，才有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才有繁花似锦的大汉王朝。然而，这个花园一样美丽的国度，竟然被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糟蹋得满目疮痍。他们就是《三国演义》开篇提到的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
大汉王朝之所以覆灭，汉桓帝、汉灵帝、以及后来的董卓和曹操应该负主要责任。汉桓帝和汉灵帝，就像我们现在某些国营机构的领导人，在用贪污的方式占有国家财富。董卓和曹操，就像我们现在某些民营企业的领导人，在用掠夺的方式占有国家财富。他们是两种类型的渔夫，造成了东汉末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我这样说，也许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但是，我们的国营企业，的确是被汉桓帝这样的领导人毁坏的。我们的国有资产，也的确是在汉灵帝这样的领导人手里流失的。而一大批像董卓、曹操这样的民营企业，也在趁机使用各种财色公关和资产转移的方法，到处攻城掠地，成为当今社会的新兴势力。《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而今天的我们也刚好处在一个商业意义上的群雄争霸时期。历史与现实，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当你在爱着的时候，你就像园丁一样慈祥，而世界也像果园一样姹紫嫣红。如果你不爱，你就像渔夫一样心怀叵测，而花园也立即变成了滔天的恶浪。我们需要正视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正处在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之中，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呢？
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先后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象征，但他们并不热爱这个国家。他们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因为当时的皇族把他们当成了政治的工具。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与控制。虽然贵为皇帝，但他们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们感到迷惘而又浮躁。当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对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国家是否繁荣昌盛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只是在利用皇帝的特权在寻欢作乐。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竟然以贪财好色、任性放荡而闻名于历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有人问：汉灵帝既然贵为皇帝，天下都是属于他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贪婪呢？可汉灵帝不这样认为呀！他认为，皇帝虽然名义上富有四海，可是那些钱财都散落在民间。与其让那些钱财散落民间，不如把它们攥在手里实在。
汉灵帝贪图钱财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而忠贞合格的官员则被逐渐排挤出了管理层。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样，大汉王朝的组织结构已经变得异常地脆弱。
【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53、关东盟军的旗帜下面，是一颗颗争夺势利的野心。对于同样野心勃勃的袁绍和曹操而言，这是他们解决不了的管理难题。
54、尽管曹操在他的诗中感叹过“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的残酷现实，但他的管理理念与其他军阀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
为什么关东联盟会形成各自观望的局面呢？有几个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政治形势太复杂。他们以天子秘诏的名义讨伐董卓，以显示盟军的正义性。可是，讨伐董卓，又意味着他们否定了董卓改立的汉献帝。如何看待汉献帝的地位，成了当时最扑朔迷离的政治难题。
第二个原因，当时汉献帝和董卓在一起。攻势太猛烈吧，必然对天子不利。不顾天子的死活吧，又会陷入不义的境地。毕竟，国家需要一个天子，需要一个领导人来象征它的存在。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否认汉献帝的合法性，否则局面就会更加不可收拾。
第三个原因，在盟军声势浩大的压迫下，董卓竟然下令将洛阳洗劫一空，然后挟持着汉献帝迁都长安。洛阳当时大约有60万居民，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竟然被董卓焚毁成了一片废墟。谁来为这件事负责呢？这是一个大问题。
洛阳被焚毁，董卓当然是直接责任人。可是，这些以义士自居的各路诸侯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他们高举义旗，但他们真的为天子、为国家、为洛阳城里的60万居民想过吗？诺大的首都一夜之间沦为废墟，六十万居民惨遭飞来横祸，那是一件多么骇人听闻的惨案啊！
所有的人都被这场剧变惊呆了，各路诸侯都有些不知所措。只有曹操显得很兴奋，他对各路诸侯说：“现在局势这样动荡，只要我们一鼓作气，就能够一战而定天下。这样的机会，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
没想到各路诸侯都说不可轻举妄动。他们为什么说不可轻举妄动？不可轻举妄动的理由是什么呢？恐怕都是一些难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