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衙门印章的空白文书。很难说这是合法的，但权宜之计，大家都这么做，也似乎不悖于情理。洪武九年，朱元璋了解了官员们以空白印纸在京城闭门造账，感到受到了各地方官员甚至中书省的欺骗和愚弄，认定这是一帮奸诈之辈，赃利之徒，把他多年的教诲与整顿的心血置若罔闻。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下令逮捕了各地方衙门的主要官员，加以处死，有关吏员杖一百，充军边防。中书省、御史台有无可推御的责任，在皇上的气头上谁也不敢澄清事实。后来一个叫郑士利的布衣百姓上书讲明事情原委，元璋认为郑士利是为他受空印案牵连的哥哥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辩解，而将他逮捕入狱。
第二个打击贪污的大案是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这年三月有人告发掌户部事户部侍郎郭桓通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元璋大怒，下令严刑追赃，据当年十月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审案例汇编《大诰》所载，郭桓的罪状是：“《卖放浙西秋粮》，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应该）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又，“郭桓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现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贯）、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贯），除盗库现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贪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据元璋说，他要求问赃必须追出根底缘由，如六部犯赃罪，必究赃从哪里来。如布政司贿部，则拘布政司官吏。问布政司赃贿从哪里来，指府，则拘拿府官吏，而指州，指县，指民，都一概拘拿到案。“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奸臣何逃之有哉！”这种刨根问底的追赃逼供办法，便把六部以及各直省的大部分官吏都牵连进去了。元璋自己也说：“郭桓赃罪发露，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因为追赃由官到民，也把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家牵扯进来。据《明史·刑法制》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了，供词连直省诸官吏，逮捕判刑处死的数万人，寄赃遍天下，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足见这是一次很大的血案。
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4）
说这是两起大规模地集体作案，显然把事情搞复杂化了。特别是空印案，定罪的依据不足，主印官不分贤愚一概杀戮更达不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目的。百姓郑士利冒死上书，道理原委讲得很清楚，元璋自然明白弄错了，所以只给以薄惩罚做苦役而没有要他的脑袋，这也就是皇恩浩荡了。还要怎么办呢？人已经杀过了，难道皇帝还要推翻这个案子，自己承担责任吗？古往今来有哪个皇帝能够勇于这样做呢？郭桓案的真象现在已无法搞清楚，但瓜蔓株连的人如此之多，显然在很多人是一场冤狱。看得出来，这是元璋有意制造的一场血案。它一方面打击震慑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也要借此打击地方富家豪强。这些人横行乡里，梗顽地方，鱼肉百姓，危害国家。打击铲除就是目的，至于在什么时机，用什么借口，取什么手段，玩政治搞权术的人便各有各的高招了。不过，若怨愤不平之气在地下鼓动得很厉害，则需要戳一个出气孔。像郭桓案，搞得从上到下惴惴不安，在追赃的过程中，地方官情急无奈，便向百姓科敛摊派，连老百姓都受到牵累，那冤郁之气实在是愈积愈厚。元璋便把审刑官吴庸等拿来杀了，下一道诏书说：“朕让有司除奸，哪想到他们又生奸扰吾民。焉能纵逃刑宪。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这件事也就这样平息了。
元璋直到临死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斗争，没有懊悔，没有手软。而且始终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廉政境界，贪赃枉法时有发生，此起彼伏。但是，如果据此说元璋打击贪官污吏似乎没什么成效，那就有欠公允了。古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说百姓们已经被逼上绝境，对死也就看得不那么重了。但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很多不怕死的贪官。他们叫别人活得不痛快，正是为了自己活得更痛快。贪恋富贵享乐的，都是怕死的，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肯定是厘清政治、严肃官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明嘉靖时候刚正不阿的著名清官海瑞就向往祖宗时候的酷刑驾吏，主张恢复剥人皮治贪官的办法，向往朱元璋时候吏治的清明。其实，元璋晚年依然对吏治不满，对贪官污吏横行表示愤慨，正表示了他对理想政治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社会污浊影响长治久安的担心。就当时整体吏治水平说来，应该是一个相当清廉的时期。那时没有多少官府人员公然下乡骚扰，没有多少人公然行贿受贿。就是元璋恨得咬牙切齿的那些贪污案例，赃数也多不过几百贯钞。当时府州县衙门都很简陋，很多已经破旧，也不敢扰民修缮。从布政司到府州县官员，不少人出门无马可骑，而只能以毛驴代步，更没有人敢于堂而皇之地乘轿招摇。那时有不少清官的典型为世人传诵。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经常操一口江西话，在元璋面前敷陈政事得失。元璋喜欢他的质朴，称他为“老实罗”。元璋想了解他的底细，一天，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走出城区，穿进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这位学士的府邸。元璋悄悄走进，但见几间歪歪倒倒的旧屋。罗复仁正扎着一条围裙粉刷墙壁。罗复仁见皇帝突然驾临，忙从梯子上爬下来，让老妻赶紧从屋里捧出个杌子让皇帝坐。见此情景，元璋解除了疑心，并在城内赐给他一处住宅。翰林学士张以宁出使安南，拒绝任何馈赠，来回所携带的只有随身衣被。他死于归国途中，临死赋诗曰：“覆身惟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两餐吃素。卢正希做了九年建昌知府，辞官回家，囊无余赀，只能卖掉袍笏缴纳赋税，吏部侍郎洪药赠诗云：“袍笏卖来供国赋，诗书留得当山田，清贫自遂平生志，素节应为识者怜。”《明史》的纂修者们对明初的官清政廉十分推崇，说：明太祖惩元末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重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旨。吏治焕然丕变矣。
唐朝柳宗元揭露贪官恶吏写过一篇《捕蛇者说》，内称：“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元朝那些带着库吏拿着称银的戥子下乡的官吏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璋时候的情况如何呢？有一首诗作了这样描写：“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在这里，似乎可以听到普通百姓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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