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不想现在就发言，听了永祥老弟一番话，倒觉得有话要讲讲。我们这些年纪过了半百的人，经历了几个朝代，阅历比年轻的人多一点，旧社会酸甜苦辣的滋味也尝的多一点，觉得新中国来得不易，因此对新中国的感情热爱的更深，甚至可以说有些偏爱。我讲的话也许不入耳，但是腑肺之言。在座听了，有不同意的，欢迎大家不要顾情面，尽量提出来批评。我这个人老了，毛病很多，可是别人的意见，倒是愿意听的。老大的中国，受了洋人一百多年的气，新中国建立了，提起中国人来，在世界上可以扬眉吐气了，现在政府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没有一个中国人不高兴的。我们工商界，我想，也不会例外。现在方向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也是对个人的改造。政府对我们做到仁至义尽了，大事体都给我们先商量，打通我们的思想，指出我们的前途，安排我们的出路。陈市长又设身处地给我们考虑，我们不能放弃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这次谈话，给我们工商界无上的光荣。他老人家特别表扬了民建，说民建对推动工商界进步起了作用。上海民建分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我感到非常快慰。当然，上海工商界的进步和中共市委的领导以及经常教育是分不开的。我相信：工商界经过四年多的思想改造，我们不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工商界不会有第二句话说的，特别是我们民建会的成员。”
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特别是马慕韩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他讲完了，坐下去，马慕韩还在看他，并且流露出钦佩的神情。这番话讲得很动人，很有激情，也很有说服力。马慕韩认为应该由他讲的，不料被宋其文抢先说了，不但代表工商界，而且是代表民建会。宋其文这番话一定会引起政府很大的注意，并且还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今后地位要发生深远的影响。他痛惜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只怪冯永祥对上海工商界进步估计不足。他想接上去说，又觉得是画蛇添足，只好惋惜地坐着没动。
潘信诚昨天亲自出席了座谈会，听了传达，今天有病，要潘宏福给他向市委统战部请了假。潘宏福今天比往常活泼的多了。老头子没来，他是潘家企业的唯一代表人物。他一到，就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坐在马慕韩的正对面，好像潘家有意要和马家别苗头，见个高低。冯永祥开了炮，他就想站起来还击，可是让宋其文抢先一步，他只好坐在那边听，表面上勉强保持镇静，心里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宋其文讲到当中，停了停，他就准备站起来，可是宋其文又讲下去。他的脚不安地在地毯上轻轻拍着。他很不满意冯永祥拖工商界的后腿，要丢上海工商界的人。他无产无业，空手也可以进社会主义，不应该讲那些泄气的话。他本来对冯永祥十分佩服，暗地里以冯永祥做为自己的榜样。他在上海滩上，要是有冯永祥这样的地位，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冯永祥却不满足现在的地位。冯永祥无产无业，凭啥要骑在工商界的头上？啥事体都要听冯永祥指手划脚。心中早就感到有些不满，特别是最近，冯永祥很活跃，话也多，讲的却越来越不对头了。宋其文的话和冯永祥的态度，是一个显明的对照。他从来看不起宋其文，宋其文那点企业算啥，潘家任何人伸出一个手指都比宋其文的腰粗，单靠一点民主历史和那一把胡须，就在上海滩上神气活现，啥事体都站在工商界前头，由他代表工商界出面，实在气人不过。潘家这么多的企业，比不上马慕韩，还比不过宋其文吗？他想父亲太退让了，平常不大愿意抛头露面，北京会议不去，上海事体不大插手，今天的座谈会又要请假，真叫他莫名其妙。简直是错过大好机会。他要亲手把它抓住，高声说道：
“我们工商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单是讲还不行，要有行动表现，这就是说，自己的企业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老实说，我们资本家不懂得技术，也不懂得怎么管好工厂，就凭钞票办企业。过去有的投靠洋人发财，有的依赖官僚资本赚钱。现在要想把企业办好，依靠工人，改进技术，减少浪费，只有公私合营，才能有所发展。中国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工商界也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落后。我个人觉得，将来带进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礼物愈多愈好。老实讲，这是对个人地位、待遇有决定作用的。在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来说，这是一种竞赛，要争取，不要客气。要争取时间发展企业，企业越多越大越好，这样礼物就多了。公私合营，要积极争取；通达的企业在座谈会以后，就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合营。”
马慕韩更感到自己落后了，他忍不住一再看了看冯永祥。他的眼光里流露出焦急和怨恨的神情。冯永祥比他更焦急，认为潘宏福这青年目中无人，像一头野马，到处乱闯。只有潘信诚来，给潘宏福戴上笼头，勒紧缰绳，他才会循规蹈矩。偏巧潘信诚请了病假。他辛辛苦苦开了头，衷心盼望有个“好”的开端，不料给宋其文打乱了他的安排，潘宏福又挺身而出，不但是给马慕韩的颜色看，而且是在“将”冯永祥的“军”，开口企业，闭口企业，生怕人家不知道潘家在上海滩上是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他现在感到自己出马过早，使得处境狼狈，进退不得。他不能不发言，不发言，会议的形势便倒向那边去了；他也不好再发言，那就要暴露了向来以工商界进步分子自命的丑恶面目。他想建议马慕韩休息一刻钟，可是他坐在长方桌北边的尾端，鞭长莫及，没法给马慕韩咬个耳朵，也不好写个纸条递过去，市委统战部有干部参加小组会哩。他急切不知如何是好，头上竟渗出一粒粒汗珠来了。他一边擦汗，一边对坐在他旁边的唐仲笙说：“今天的暖气烧的太热了。”唐仲笙“唔”了一声，没有开腔。这时候也不方便请教智多星，小组会上那么多人啊，马慕韩还盯着他看哩！正在他坐立不安的辰光，忽然有人递了一封信给马慕韩。马慕韩拆开来看了一下，接着说道：
“恒新公司总经理何文耀有个书面意见，我在这里代他宣读一下：恒新公司完全拥护社会主义，赞成自己的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在三五年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太快，值得研究。全国私营企业众多，行业复杂，情况又各不相同，国家准备干部训练干部也需要较长时间。全国各地许多中小企业，需要时间好好组织起来，先搞联营，再搞合营。否则操之过急，可能发生混乱。恒新公司在国内股东，经过学习，容易了解国家资本主义的道理，估计都会赞成。但恒新公司是华侨投资公司，华侨多在国外，政治水平较低，若合营，他们一时恐难弄通。倘匆促合营，是否会影响今后华侨向国内投资，请政府慎重考虑。”
冯永祥听完了何文耀书面意见，舒畅地吐了一口气，浑身感到轻松愉快。马慕韩的眼光已经离开了他，而他额角头上的汗也干了。唐仲笙看见冯永祥伏在桌子上，轻轻点头，知道他赞成何文耀的意见，便说道：
“华侨问题可不小呀，在海外有一千二三百万哩，很值得研究一下。”
“华侨在国内投资企业不多，”徐义德说，“要是合营了，堵塞了华侨今后的投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希望华侨投资啊！这笔账很可以算他一算，恐怕华侨投资的企业，不忙合营的好。”
“在三年之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太快，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柳惠光对华侨投资企业合营不合营，没有兴趣，利华药房没有一点华侨投资，临时也拉不到华侨资本。他认为三五年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确实太快了，说：“可以讨论讨论。”
冯永祥看形势好转，推波助澜地说：
“这些确是大问题啊！”
宋其文见支持何文耀意见的都是民建会员，而冯永祥则是民建上海分会的核心分子，简直拿他的话当耳边风。他的胡须又有点翘了起来，说：
“我们不能把华侨估计太低，他们在海外，亲身受到压迫和痛苦，老实说，比我们工商界还要爱国。谁能说华侨不拥护社会主义，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就拿恒新公司来说吧，合营以后，可以分到红利，华侨拿到红利，就会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好处，不会有顾虑的。”
“其老说的对，祖国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华侨在海外有光彩，也有地位。他们一定拥护社会主义的。”潘宏福兴高采烈地说。
“社会主义一定拥护的，”冯永祥觉得潘宏福今天越来越不像话，有意敲他一下，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赞成就很难说了。我们不是华侨，不能代表他们说话。在座唯一有资格代表华侨的是何总经理，他已经写了书面发言，这样敢于提出意见的精神是好的。中共举行座谈会，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不要堵塞言路。”
“谁堵塞言路？”潘宏福愤愤不平地说，可是反驳的没力。
“既然要听取各方面意见，难道我们发言不是一个方面的意见吗？”宋其文还击的很有力量，说：“你这么说，不也是堵塞言路吗？”
“其老意见，尽管说，我怎么敢堵塞言路？”冯永祥见风头不对，暗中收了篷。
江菊霞想劝劝宋其文和冯永祥，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抬杠，可是一时找不到词儿，双方又都不好得罪。她用红腻腻的舌头舔了舔涂了红艳艳的唇膏的口唇，没有吭气。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壁垒分明，两派意见各不相让，谁发言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马慕韩一时又没法扭转话题。他求救于智多星。唐仲笙闪在一旁，认为以不开口为妙。马慕韩要大家继续发言，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想自己发言，看到冯永祥在那边不断抽烟，一根烟抽了一半就弄灭了，接着又点燃一根。他想起冯永祥对自己的劝说，也不好开口。他东张西望，大家默默地坐着。他这个召集人感到很难继续开下去，刚想宣布休息一下，金懋廉说话了：
“华侨问题，我们不必多谈。一则上海华侨投资企业不多，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二则华侨问题，政府一向十分注意的，我们私营行庄公私合营的辰光，华侨资本占主要部分的银行，政府另案处理，有的干脆不合营。恒新公司提的问题，政府自然会考虑的。现在还是谈谈我们的问题吧。”
“这话对，还是谈主要问题吧。”江菊霞说。
徐义德正式出席中共上海市委会议，这是第一次。他收到统战部的通知，满脸笑容，马上告诉了林宛芝，又告诉了梅佐贤，并且要梅佐贤帮助他各处奔走，听听参加座谈会的人私下的意见。他自己也认真想了想。今天来以前，他仔细打了个腹稿，等候适当时机提出去。等了一忽，没人讲话，他就开了口：
“我们工商界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前途已有了初步认识，明确了目前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流血的斗争，而是和平转变的。古人说的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譬如看潮，大潮来的辰光，一个人孤立在海滩上，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