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惘若失的情绪笼罩在严志发的心上，他怀念着和袁国强的战斗的友谊。时间过得飞快，上海好像是刚解放，袁国强也仿佛刚去世没两天，袁国强亲切的有力的声音还不时在他的耳际萦绕。他忍住心中激动的感情，怕谈下去会引起她更大的悲伤，安慰她道：
“过去的事算啦……”
“他的影子常常在我面前出现，夜里也经常梦到他，看见了你，我好像又看见了他……”
她揩去两腮上的泪水，眼睛有点发红了。她低下头，望着右手心里的白手帕发愣。
他没有再答话。
会客室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花园里那排高大的楠树枝上麻雀的啁啾声。
他的眼光注视着会客室的门，没有人声，没有人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岔开话题，问余静：
“你们统战委员建立起来没有？”
余静慢慢抬起头来，用手帕揩了揩鼻子，说：
“还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没搞过，支部里对这个问题有些思想情况，我今天汇报汇报厂里的情况以外，还要请示杨部长这个问题。你们那里呢？”
“我们那里也有思想问题，他们要我当统战委员，我不想做。”
“组织决定你做，你不做，行吗？”她逐渐平静下来。
“做啥工作也不做这工作，要我到朝鲜去抗美援朝也可以，痛痛快快和美帝国主义拚一阵，牺牲了也愿意，就是不愿意做啥统战工作。我主张根本不要统战委员。党里我只听说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没听说有统战委员。”
“你这个意见，我看有点不对头。”余静只概念地知道不对，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对组织上的决定是完全拥护的，说，“组织上要建立一个组织总有他的道理的，你不能一笔抹杀。”
“我不一笔抹杀，谁愿意做谁做，我就是不做。一定要我做，我就请求调动工作。”
“你那么坚决？”
“当然，说不做就不做。我死也不和那些人打交道。”
他站了起来，加重他的语气，表示他的态度确实很坚决。
收发室的李同志走进来，余静以为是叫她，她站了起来。
李同志摇摇手：
“你还得再坐一会，余同志。这位同志谈过话，就轮到你了。”
他领严志发走了。余静又坐了下来。望着窗外枯黄了的草地，她在考虑见了杨部长哪能谈法。统战委员哪能解决呢？她问自己，约莫过了十多分钟，李同志领她走上楼去，在靠楼梯左边的一间房间的门前停了下来，说：
“杨部长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杨部长办公室是原来房子的卧室改用的。
杨健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也是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副主席。根据区委的决定，为了加强基层工作，特别是工厂的工作，区委的每一个部的部长要领导一个基层单位，结合本部的业务，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分配给杨健的是沪江纱厂。因为沪江纱厂是长宁区的大型私营厂之一，里面阶级关系相当复杂，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特别是最近车间生活难做，内部不大团结，情况有点混乱。区委决定以后，组织部马上就把沪江纱厂的支部书记余静介绍过来，要她向杨部长汇报工作。
余静推门进去，看见严志发还等在那里，她就静悄悄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杨部长向她点头打招呼：
“余静同志，你稍坐一会，我们就谈完了。”杨部长转过去对他说，“志发同志，你还有啥问题吗？”
最近庆祥纱厂党支部要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支部里的同志选严志发担任，他一再推辞，主要理由是没有做过统一战线工作，不知道哪能做法。支部书记把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各级党委统战委员工作的指示拿给他看。他当时没有话讲了。第二天他又提出了具体做法还是搞不大清楚。支部书记就介绍他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来谈谈。刚才杨部长把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工作方针、原则、内容、方式方法都谈了。他更进一步明白了怎样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再也没有理由提出来不担任这个党的工作了。他站了起来，但是并不想马上离开杨部长，觉得心上还有个疙瘩没有解开，嘴上又说不出。杨部长看他那股犹犹豫豫的样子，料想他思想上一定还有问题，便关怀地说：
“我想，你一定还有啥问题没有谈。志发同志，你有顾虑，尽管提出来好了，党会帮助你解决的。”
一股力量启发严志发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他立即说道：
“我想在党面前暴露暴露我的思想，……”他站在那边，一副坚决的眼光注视着杨部长，征求杨部长的同意。“早就应该如此，”杨部长点点头，说，“坐下来谈吧。”
严志发坐了下来，侃侃而谈：
“我不会交际应酬，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我和那些人搞不来，打不好交道。请杨部长考虑，最好还是派别人来做这个工作，厂里适宜担任统战工作的同志有的是。我不行，我做这个工作，一定不能完成党给我的任务的。……”
杨部长打断他的话说：
“交际应酬不是统一战线工作，我想，我还需要简单地再讲一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总任务总斗争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是配合总任务总斗争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团结有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党委的工作部门之一，它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助手。民主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和民主人士往来，自然有交际有应酬，但这只是工作的方式之一，不是工作内容。只会交际应酬的同志一定做不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首先要有坚定的党的立场，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次要掌握最高的原则性和最大的灵活性。我看，你倒是比较适合的。不过，你的主要思想还没有暴露出来，是啵？”
杨部长炯炯的眼光注意着严志发，他的思想上的病位在杨部长的眼光的透视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的脸红了。他说：
“是的，我的思想还没有暴露，刚才给你打断了。”
杨部长幽默地说：
“这次我不打断你，你尽量的暴露吧，志发同志。”他回过去对余静说，“这一来，你得多等一会了。”
“没有关系，杨部长的指示，对我也有用处。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思想，包括我在内，过去我也不了解统战工作，脑子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听你一说，清楚多了。”
“那末，坐过来，我们一道谈吧。”
余静坐到严志发旁边去，正对着杨部长。杨部长身后的一张办公桌上坐了一位年轻女同志，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
她低着头，头发有些披下来，一心一意地在抄写。
严志发毫不掩饰地把病位指给杨部长看：
“我觉得统战工作是无事找事，给我们工作中添了许多麻烦，没有做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那样痛快。我一看见那些人，老实说，总有点别扭，头就痛，不愿意和他们往来。”
“说完了吗？”杨部长问。
“完了。”
“你的话只有一半对，”杨部长说，“做统战工作是有些小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减少了很大的麻烦，把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族人士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是我们党的今天的纲领，最低的纲领。我们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民拥护我们，都执行我们的政策，你说，这减少了多少多大的麻烦？”
严志发直点头。杨部长接下去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怕任何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革命就是找麻烦的。不做共产党员，不革命，不想把整个压迫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推翻，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幸福自由的世界，在家里抽抽烟，吃吃饭，睡睡觉，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吗？那世界就得让反动阶级统治下去了，你愿意吗？
……”
“我不愿意。”
“所以你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地下时期，你领导工人和反动政府斗争不麻烦吗？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志，袁国强同志为了革命，连生命都献出了。全国不晓得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解放后，你做工会工作不麻烦吗？就是你在党内担任个小组长，组里有各种思想情况和各种复杂问题的组员不麻烦吗？同志，做革命工作，都有麻烦，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不过是各种麻烦不同罢了。毛主席讲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之一。你不做，叫谁做呢？大家都不做，那要不要革命呢？……”
“杨部长，”杨部长的话碰到严志发思想上的病位，他听杨部长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感到自己懂的太少了。他想听下去，给自己多长见识，对党的路线政策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又不想听下去，那是因为自己的理由给杨部长这一说，全不值得提。他心中承认自己不对，暗暗往后撤退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提意见了。
杨部长听他叫了一声没说下去，喝了一口开水，微笑地说：
“这一次是你打断了我……”
“请你说吧，杨部长。”
“我看你还不只是怕麻烦，”杨部长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外科大夫，他手里拿着一把犀利的刀子，打开患处，很仔细地把腐皮烂肉割下来，割得很干净，病人虽然有点痛，但是好的快。他说，“你主要的是怕和那些人往来，说得深一点，是怕和他们往来之后，受他们影响，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做工会工作稳当些。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如果你站稳工人阶级和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那你怕啥呢？怕和他们往来，不是表现你的坚强，恰恰是反映出你的脆弱，经不住考验，没有把握么？”
严志发猛的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杨部长的手：
“这一次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话了，杨部长。我懂了，别的同志为革命连生命都牺牲了，我连这点工作都不能做吗？我一定做。”他激动地注视着杨部长，宣誓似地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做好统战委员工作。”
杨部长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说：
“好！”
严志发像是一列火车，经过了长远的旅途的奔波，煤用的差不多，水也消耗了不少，力竭声嘶地到了一个加煤加水的站头。刚才杨部长那一番话，就是无数的烟煤和大量的水加到严志发的火车头里，有了动力，严志发这一列火车又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地轰隆轰隆地向着远大的前程奔驰了。他走到杨部长的门口时，回过头来，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对余静说：
“做吧。”
余静会意地说：
“向你看齐。”
杨部长对余静说：
“志发是个好同志，给他谈通了，他做起来比谁都卖力气，从来不晓得疲倦。”
“是的，他在厂里的群众威信很高。”
“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