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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她嘴里拿出体温表，在电灯下仔细寻找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上升到三十七度三。他告诉她度数，说：
“还好，只有一点点热没退。最高多少？量过没有？”
“三十九度四。”
“你身体不好，又发这样高烧，你不应该不告诉我。”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是宿舍的人都上班去了，连保姆也找不到一个，我烧得昏头昏脑，躺在床上又动不得，想想，烧总要退的，就没惊动你了，怕你操心。”
“珍珍呢？”
他刚才回来，一心只注意她的病况，倒把珍珍给忘记了。
珍珍是他们两人心爱的女儿。
“到余静家里去白相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上午去的，”她歪过头去，看看窗外的天色：黑洞洞的，已经不早了，怀念地说，“该回来啦，这孩子。”
“余静今天到我那里来汇报工作，还谈起你哩。”“谈起我？”她望着他，仿佛很奇怪，她在工厂里工作，怎么会谈到她。
“可不是谈到你。她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因为厂里忙，很久没来看你，叫我问候你。”
“谢谢她的关照。”
“我还告诉她你最近身体好一些，谁晓得你在家里发烧哩。”
“没关系，烧退了，就好了。”
他想起她烧退了不久，没人在家，一个人关灯闷在屋子里，便关怀地问她：
“你吃过晚饭没有？”
“晚饭？”她笑了笑，没说下去。
“一定没吃。”
“猜错了。”
“吃过哪？”
她还是笑了笑，没有说。
“连中饭也还没吃，是不是？”
“猜中了。”
“现在饿吧？”
“有点……”
“中午打饭没有？”
他们平常不烧饭的，都到区委机关食堂里去吃，有时把饭打回来吃。只有礼拜天，机关食堂休息，他们才在家里烧饭吃。
“没有。”
他从床边站了起来，征求她的意见：
“煮点稀饭吃？还是下点挂面？我给你做。”
“省事点，吃点挂面算了吧。”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揭开淡蓝色的布被子，想下床来。
他拦住她：
“做啥？”
“我自己去做。”
“嫌我做的不好吗？你忘记了，我是个老伙夫哩。”
真的，他会做许多菜。他过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行军，带了粮票，领了粮食，买点小菜，就自己动手做菜做饭，做面条包饺子不必说了，他啥菜也都会做，并且味道很好，吃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赞赏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不大有机会做饭做菜，进了上海以后更少动手了。
“有名的杨家菜，我怎么会忘记哩。”
“那为啥不要我做？很久不做了，手有点痒了。”
“你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来也该休息休息，烧点稀饭，我还可以支持。”
他把她按在床上，不让她起来，说：
“也不是平常，你有病；做点饭也不累，不用休息。”
她躺下来，过意不去，还想起床。他板着面孔，严肃地说：
“你真像个小孩子，给你说了，还不听！受了凉，再发烧，你的身子顶不住啊。”
她不再客气了，躺在床上说：
“好，好好，听你的。”
他过来给她把被子盖好，低低地对她说：
“你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一会，我给你做饭去。”
她真的闭上了眼睛。他拿了一小碗米，在卫生间里洗了洗，放在小锅里；在门口生了煤炉，放在上面煮。他跑到附近小店里头了点咸菜和一个咸鸡蛋回来，切开放在碟子里。稀饭好了，盛了一碗，和小菜一同摆在床边的小几上。他怕稀饭太热，让它凉着；又怕惊醒她，坐在她身旁，注视着她的面孔，听她鼻子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她慢慢睁开眼睛。他低下头去，小声地问道：
“睡觉了吗？”
“睡觉了。”
“吃吧。”他把稀饭捧到她的面前，手里给她托着咸菜，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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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余静从中共长宁区委走出来，天色完全黑了，星星还没有出来，天空黑茫茫的一片，烟似的笼罩着马路、夫妻老婆店、住家和远处的工厂。那些工厂现在看不见了，工厂的高大的烟囱更加看不见了，但远远的天空中有时冒出浓密的黑烟，闪烁着耀眼的火光。
马路的电灯已经亮了，在路边有秩序地排列着电线杆，它伸长胳臂，把电灯吊在空中。顺着电灯一直望下去，仿佛是一串闪光的珍珠悬挂在空中。在灯光下闪动着的幢幢人影，几乎要把马路塞满了，熙熙攘攘地向远方的工厂去上夜班。沪江纱厂也在那个方面，汤阿英在人群中匆匆地走去。
余静望着这许多的人去上工，其中一定有不少是沪江纱厂的工人，她想起杨部长的话说的对，“群众是干部的泉源，这里面有无数的优秀的干部，但是要靠你们去培养去挑选。”过去只晓得伸手向上级要，厂里这许多人不知道培养、挑选和提拔。她顺着马路边一边走着一边想着；真怪，给杨部长一说，可以培养的骨干分子忽然发现很多，一个一个名字在她的脑海里出现：粗纱间的吴二嫂，筒摇间的徐小妹，细纱间的郭彩娣，清花间的郑兴发，钢丝车的戴海旺……她想有些人可以吸收入团，另外还有些人可以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入党。党团有了发展，车间的骨干分子增多，那样做起工作来多么顺手，又多么愉快，她的面孔上闪着微笑，自言自语地说：“那样啥事体都好办了。”她边想边走，忽然感到自己的右胳臂给什么人有意碰了一下，她一愣，听到有人叫道：
“余静同志，到啥地方去？”
她转过脸来向右边一看：是汤阿英。她兴奋地说：
“我从区委回来，现在回家去。你身体好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余静借着路边烟纸店的灯光向她脸上一看：雪白，白里发青，看不见一点血丝，眼光也有点黯淡，一绺头发斜披在额角上，显然身体还没有复原。余静把她披在额角上的头发理到她的耳朵后面去，说，“阿英，你身体还没有复原，上工太早了，又是夜班，你吃不消，会影响健康的。”
“没关系，待在家里闷得慌。厂里一开车，没人做生活不行。”
“你不来，有人代你。”
“我这双手劳动惯了，不劳动好像没地方放，闲着光吃吃饭哪能行。”
“那么，至少不要做夜班。我给厂里说一声，你改做日班，明天再去。”
“不，”汤阿英摇摇头说，“今天来了，还是去吧，日班的事明天再说。”
“你顶的住吗？”余静还是有点不放心，注视着她的黯淡的眼光。
“顶的住。”
马路上的人少了，脚步也比刚才的快多了，因为快上工了。汤阿英看到马路上人群匆忙的脚步，她知道该赶去了，说：
“我上班去了，明天见吧，余静同志。”
汤阿英一股劳动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余静。像汤阿英这样的人，平时虽不大开口，讲出话来却很有力量，阶级觉悟高，和群众的关系好，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紧紧跟着党走，学习认真，生产努力，这样优秀的骨干，正是培养和发展的对象。她发现有些同志对人要求太高，这么一来，骨干很难找了，发展的对象也不容易有了。她本想马上找赵得宝商量商量，但晚饭还没有吃，肚子饿了，决定回家吃了饭，再去找老赵。
当她跨进自家的门，她意外地惊喜了：老赵坐在房子里，正和她娘谈话哩。
“余静这孩子，就是在家里待不住，白天你别想看到她的影子，等到晚上，很晚才回来，想和她谈谈心吧，看她疲倦得眼皮都快合上了，也实在不忍心。”说到这里，余大妈望见余静走进来，改口说，“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了。今天回来这么早？”
“今天是厂礼拜么。”
“对，我老糊涂了，倒忘记了，刚才赵同志还跟我提起哩。”
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飞也似的从后面跑出来，一头伏在余静的大腿上，快乐地叫道：
“妈妈，妈妈……”
余静摸着他的头，问：
“小强，叫人了没有？”
小强仍然伏在妈妈的腿上，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余静叫他抬起了头，说：
“叫赵伯伯。”
他站好了，脊背紧紧依靠着妈妈的膝盖，望了赵得宝一眼，低着小脑袋瓜子，叫道：
“赵伯伯。”
赵得宝伸过手来：
“我抱抱你。”
他不肯去。余静把他推过来，说：
“赵伯伯喜欢你，去。”
他走到赵得宝身边，两只小手马上给赵得宝紧紧抓着。
“娘，我肚子饿了，家里有现成的饭吗？”余静望着饭桌上的碗。”
“有，我给你热去。”
“做两个人的，我和老赵一道吃。”
“不，”老赵摇手说，“我是吃过饭来的。”
娘烧饭去了。余静拿热水瓶倒了两杯水送到他面前。她的背上忽然给人轻轻打了一下，她吃惊地叫了一声：
“谁？”
背后发出格格的得意的笑声。老赵看见了，却没啧声，只是对余静说：
“你猜。”
余静机警地回过头去，那个人随着她的脊背转动，还是站在她背后。
“究竟是谁？老赵。”
那个人对老赵做眉眼，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唇，向老赵摇摇手，叫他不要讲。老赵开口了，却没提那个人的名字：
“那么熟的人你还猜不出？细纱间的……”
“小玲，”余静迅速转过脸去，一把抓住张小玲，热情地说，“你这小鬼，今天到啥地方去哪？”
“我们今天上中山公园过团日活动去了，大家唱了歌，跳了舞，还吃了长生果和糖果。我那一份没吃，留着带来给你吃，余静同志。”张小玲从深灰布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长生果来，一把接着一把，堆在桌子上。她对老赵说，“吃吧。”同时，她捡了一块糯米纸包的三色核桃糖送到小强手里，说：
“这是给你的。”
那边老赵说：“你请余静和小强吃的，我不敢动。”“我说错了话，见怪哪，老赵。”张小玲更正道，“我是请大家吃的。”
“那有我一份了。”老赵拿起一颗长生果格的一声剥开，放在嘴里，边吃边说，“谈正经吧，余静同志，你见到杨部长了吗？”
“见到了，谈了很久，有很大的收获。”
张小玲听说有很大的收获，感到兴趣特别浓，急着说：
“余静同志，能给我们传达传达吗？”
“能。”余静把见到杨部长的经过详细地给他们说了，然后用征询的眼光望着老赵和张小玲，“你们觉得哪能？”
张小玲跳到余静面前，兴奋地鼓着掌说：
“杨部长想的好主意，妙，妙，妙！”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老赵冷静地思考着，说，“这样一来，拿出真凭实据，可以把问题弄清楚，不怕徐义德和酸辣汤怎样狡猾，再也逃不过工人的眼睛了。余静同志，我赞成这个办法。”
“我双手赞成。”张小玲像是在会场开会一样，她举起两只手来。
“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