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取下一个特殊的日历，读着日历上标明的幸福，一股自豪感油然升起。 我把这个日历称为“我的幸福日历”。1982年在一次工作挫折后，为了从失败中振作起来，我创造了这个日历。首先，我买了一本每天日期旁有大空格的日历，然后，在空格里填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和谁一起感到非常幸福。数年之后，我会收集到365个幸福的日子。 刚开始，这工作很简单。在我的幸福日历刚开头的地方，我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只算幸福的日子。这是我在儿时看见的一句铭文。这样，我把所有日记查遍，又研究了从父亲那里弄到的一堆日历。父亲在我9岁时参军离家，走时，把他用不着的1944年的日记留给了我。在我的日记上，1945年2月15日这天后边写着：紧紧拥抱的日子。 从这一大堆纸堆中，我收集到自己生命中许多幸福的日子，从儿童时代到1982年，我把它们列表抄好。然后，我制订了一个简单的三步骤计划来继续收集幸福的日子。首先，每个月末，我挑出这个月3至4天最幸福的日子后，把它们写在那个月开头的地方。举个例子，1982年1月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迈克尔和亨利庆祝假期来临”和“海德同我一起庆祝维吉尔的生日”。迈克尔和托马斯·亨利是我们的儿子，他们1月1日和2日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我陶醉；海德是我的妻子，我们1月11日为我们的朋友维吉尔·巴内特欢度生日开了一个小庆祝会。 在新年的第一天着手进行第二步。把每个月首记下的那三四天分类，再把这些日期登入“幸福日历”，这个比每年例行的新年宣誓有意义得多。 “可你这是在干什么？”他们总是问我，“把幸福的日子记进去就完了吗？”没有完，有第三步呢：我把新的幸福日都记在日历的后面。记满了这个幸福年后，我再开始第二年，当然，一个人不会有好几年幸福的日子。 下面是我记下的一些幸福日子，这些幸福，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幸福年。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它能使你保持奋斗的勇气。而你当然知道，生活中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月：1966年的30日最幸福。日历上写道：和儿子们一起滑雪橇。迈克尔，4岁；亨利，3岁。那一天，我让两个孩子从背后搂紧我，然后从亨利·哈德逊塑像那里沿着雪坡一直溜到大栅栏。 二月：我的生日是2月7日，很荣幸地与查尔斯·狄更斯同日。1971年2月6日，我和妻子举办了一次聚会，这次聚会被朋友们称为“一次庆祝查尔斯·狄更斯诞生的化装聚会”。我化装成匹克威克先生，我们的朋友莫里·布鲁斯劳化装成索威伯里——《奥列佛·退斯特》中的殡葬承办人。那是一个十分美妙的夜晚。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拥有好朋友便是一种幸福。 三月：1985年3月27日，我看见灰鲸群游离加利福尼亚海岸。我的心狂跳不已。我至今不明白景象怎么会创造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可它确实创造了幸福，完整的幸福。 四月：1959年4月8日是至今为止我最幸福的工作日之一。我作为记者，参加了洛克菲勒学院授予卡尔·桑德伯格名誉学位的仪式。在参观本地的一个博物馆时，桑德伯格盛赞了一些木刻，这些木刻的作者是洛克福德地区的一位退休农场主艾克塞尔·法尔普。尽管按计划老桑德伯格应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参加仪式，但他坚决放弃了休息，前去拜访这位退休农场主，告诉他，他的木刻非常出色。在那一天我明白了挤出时间向别人表示感谢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的报道上了头版，我还因此而赢得一项写作新人大奖。 五月：1959年5月7日，我奉命为某学院一篇关于《安提戈涅》的论文写评论。这篇论文是个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女学生写的，她的名字叫海德·娜莎姆。我对她的评价相当好。这次评论成为我娶她为妻的思想基础。光辉的一天。 六月：1956年6月2日，我从学院毕业，光彩的一天，而且，这一天还是我母亲的生日。 29个6月过去了，像所有的月份一样，它们有幸福和不幸福的日子。1985年6月6日是最幸福的一天，海德和我邀请了母亲同我们一起去参加亨利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典礼。 七月：1980年7月4日，我从加利福尼亚飞往纽约。整个航程碧空万里，5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一直把鼻子贴在舷窗上，就这样度过了那个美国独立日。 八月：1984年8月15日，我和海德乘飞机到了伦敦。我们去游览了滑铁卢大桥，接着吃了一顿早餐：牛排和鸡蛋。然后，我们走进预定的旅馆房间，像孩子一样入睡了。 九月：1985年9月27日，台风刚刚过去，我和妻子向哈德逊河漫步而去。起初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后来蓝天渐渐露出脸来。河边还有一个人，他兴高采烈地冲我们喊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天气！我爱台风过后的大地！” 他使我记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理发，理发师吉米·英格哈德告诉我，就在一个这样的日子，他看见我的奶奶为一个产妇接生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爷爷冲我奶奶大声喊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天气！我爱台风过后的大地！” 真想知道那天是几号。如果知道，我将把这个日子记入我的幸福日历——为了支持爷爷。 十月：1965年10月16日，我和海德带着幼儿去散步。忽然，她喊道：“你们听！树叶的沙沙声。”我把她的这句话记到一个信封上。17年之后，我又从故纸堆里发现了这个信封，于是，我把16日命名为“优雅的落叶日”。 十一月：1984年11月4日，我听见我家小楼对面一棵树上一只模仿鸟在高唱。这种模仿鸟是美洲特产，善于模仿其他鸟兽的声音。我边听边数，它一连唱了7首不同的歌曲，然后又从头开始。我冲上楼去取我的录音机，可等我赶到门外，模仿鸟已经飞走了。我又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聆听鸟儿歌唱，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十二月：像所有的人一样，我的假日总是愉快的。可我不能说所有的假日都是幸福的。不过，1985年12月24日的圣诞节真令我难忘。我们那天晚上玩字谜游戏——我的外甥女耶斯曼·拉萨姆10年来头一次参加——我们玩的是猜电影片名。 我的内弟乔·基丁亮出了他的秘密武器：1946年拍摄的平庸影片，根本没在电视上放映过，所以看上去乔是胜券在握了。 这时，耶斯曼尖叫道：《迪克·特蕾西遇见克鲁巴》！我们大吃一惊。她怎么会知道这部片子！乔上次使用他的这个秘密武器是在1975年，当时大家谁也猜不着，结果乔的一方大获全胜。那时耶斯曼头一次参加我们猜字谜。那年她才9岁。 答案很快找到了。9岁的耶斯曼当年也和我们在一方，10年来，她一直念念不忘乔最后获胜时洋洋得意的神态。她发誓要打败乔。所以，在这10年中一直记着这部片名。这一回，是我们大获全胜。 有了幸福日历，一个人可以更有勇气去面对严酷的日子。是的，今年今月的今日，也许所有倒霉的事都压到了我的头上，但是，灾难无法压倒我，因为在这之前的那一年，这个月的这一天我曾经非常幸福。而且，我们可以坚信，将来某一年，这个月的这一天还会更加幸福。
第二部分：两代人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简·雷诺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我钓到的第一条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全国的某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迪剧场演出，我的父母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15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