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或者如后来在香港时那样每周每半月来一篇《蜗楼随笔》、《茶亭杂话》，那是奢想。夏公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一度还任党组副书记），又兼任许多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务繁忙，琐事缠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写文章的时间。但是，他若能不时地给点杂文，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夏公不止一次说过，副刊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我也是按他的指点编副刊的。夏公没有让我们久等。8月初，就寄来他给《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针对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从北京的一○一中学说起，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浓厚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早已不见，许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铺老店也已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了。接着又说到“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我们的文艺杂志、文艺团体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规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国’”，最彻底、也最有讽刺性的是漫画杂志。在外国，这一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而我们中国，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文章如此议论下去，最后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此文一发，反应热烈。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们听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某些习惯于一切都统一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编制排号定名的人，自然要大为反感，斥之为“奇谈怪论”。幸而那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宣布不久，随意“上纲上线”的歪风尚未兴起，否则，也会出现追查动机、目为影射之类的“商榷”文章的。证之于后来大动乱年代又一次兴起改名为“红旗”、“永革”、“卫东”、“卫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来又纷纷恢复老字号、老名称的热风，再回头看看这篇四十多年前的杂文，可以看到：夏公说的其实是一条非常朴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厨子”的主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各种不同的菜肴。同时，他也最擅于利用副刊这块园地发表些在其他场合（例如会议）不便或不适合发表的意见。《“废名论”存疑》引起波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却写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笔名，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电影的杂感，对当时电影事业遇到的困难，提了中肯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6月间，“反右派”的风暴倏然兴起。一时间电闪雷鸣，刀光剑影，他又应副刊之请写了两三篇杂文，形势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势所趋，难以有什么作为。那一时期，副刊用大量篇幅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中不得不发的，根本谈不上“主人”（读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厨子”的技术和心术所能决定。
做“厨子”确实不易！
夏衍教我编报纸六“幸存者的责任”
十年浩劫，夏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惨遭磨难，目损肢残，那批阴谋家野心家对他们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尤其是江青那条毒蛇，对三十年代就知道她那些见不得人的底细的老文化人，有刻骨镂心的仇恨，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夏公被囚达九年之久，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幸有毛泽东主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示，才得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
我听到他回家的确讯，已是在四凶被翦除之后。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谓的“结论”上还留着尾巴，但他一见到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关心报纸的工作。他反复地说到两件事，建议报纸注意：一是要澄清所谓“文艺黑线”问题，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界大是大非搞清楚。二是要纪念那些被林、江一伙迫害摧残致死的文艺家，清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替他们恢复名誉，他说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在谈到这两件大事的时候，他神情肃穆，语调凝重，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灾难。他这两条建议，对动乱初定后的报纸文艺宣传，实在具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
他身体力行，开始写一批怀念和悼念文章。最早寄来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巨星永放光芒》（1978年3月2日《人民日报》），后陆续寄来《忆阿英同志》、《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又在《人民戏剧》杂志上发表《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念应云卫同志》（1978年11月19日）和《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1979年5月27日）。还有回忆广东作家黄谷柳的《忆谷柳》（《花城》1979年第1期）、《悼念田汉同志》（《收获》1979年第4期）、《悼金山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7月）、《哭承志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之的不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忆健吾》（《李健吾文集》序）、《韬奋永生》（《新闻记者》1984年第7期）、《忆达夫》（《人民日报》1985年9月）、《纪念章泯同志》（《电影艺术》1985年第11期）、《忆夏尊先生》（《浙江日报》1986年6月11日）、《悼秦似》（《羊城晚报》1987年7月）、《纪念郑正秋先生》（《文汇电影时报》1989年2月4日）、《长江的道路》（《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岁诞辰》（《人民日报》1989年5月）、《怀念袁牧之同志》（《人民日报》1989年11月）等等多篇。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悼念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更关注一些长期被冷落、已经鲜为人知而实际上对革命、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过他的《一个被遗忘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和《回忆杨贤江同志》。还刊登过他一篇短文，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受潘汉年同志的嘱咐，去联系隐居当时上海法租界里的一位秘密共产党员杨度。人们都知道杨度是当年袁世凯的“智囊”人物，“筹安会”要员，有名的保皇派，若无夏公此文，谁能想到他后来思想转变得那么大，竟成了中国无产阶段先锋队的一员战士！1982年11月的一天，夏公从北京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他病房，告诉我中央已决定为蒙冤三十年的潘汉年同志平反，陈云同志要他写一篇文章。两天后他在病房中完全凭记忆写成，在我送去的校样上改定后，又告我经过考虑，此文先不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可能是“潘案”关系太大，受冤太深，公开发表可能影响不好，就先由其他报纸发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测，真情如何，至今也不清楚。
夏衍教我编报纸七、报纸的小事不能马虎
夏公对办报编报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喜欢自称“白头记者”，因此对报纸编辑、排版、字号、稿费直到送报时间这类小事，都备加关注，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马马虎虎。这几封书简可以窥见一斑。
1979年1月12日来信：
袁鹰同志：
一件小事麻烦您。我们这里的邮局“改革”了投递制度，换了投递员，每天的报纸要到十二点乃至一点才到，这就打乱了我的生活秩序，而且常常漏送一份或两份，向邮局提意见也毫无效果。由于此，有几天《人民日报》都没有看到，邮局也不让补，因此，我拜托你给我补一份今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及八版上发表的流沙河的诗《不再怕》。拜恳。
关于邮递这样慢的问题，看来只能向市长求援了，您们报社能否派记者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替读者呼吁一下？
问好。
夏 衍 一月十二日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们除了给夏公补寄他要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