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杂文和杂文家的任务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不待言的。读者喜爱它，仍然是由于它的战斗性、正义性和现实性。读者们期待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鲁迅和老一辈杂文作家的优秀传统，扶正祛邪，扬清除浊，发扬人间正气，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鞭挞那些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惹起群众戟指痛恨的败类。毕竟，杂文不过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不是文告，不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它能做到的，只是舆论，只是表达老百姓愿望和声音的一段舆论。然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连接不断的由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发展而成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空气紧张，人们的心理也跟着紧张，报纸杂志上的杂文本来就寥若晨星，到此时更是销声敛迹，使爱好杂文的作者和读者长久地有一种寂寞之感。
因此，看到《况钟的笔》，我们副刊编辑实在有空谷足音的意外惊喜。巴人又是位老杂文家，抗战时期在上海“孤岛”，后来在南洋，曾写过大量杂文。他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公务繁重，还在撰写文艺理论文章。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再忙也要拿起笔，正是历来许多杂文家的秉性。这篇杂文很快见报，当时报纸第三版并非副刊，我们发稿时加了花边，放在显著位置，以示与同版其他稿件有别。
作者围绕况钟重新审判“十五贯冤案”时那枝三起三落的笔做文章，娓娓道来，最后点明况钟当时的困境，是处于官僚主义者上司周忱和主观主义者下属过于执的两枝笔锋夹击之中。“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但一个能对人民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能集中群众智慧的人，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作者最后殷殷期望“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因为笔下有千斤，笔下更可能有冤魂。
这篇杂文，并不像作者过去写的那样有火药味，言辞也并不犀利泼辣，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雄辩的力量。尤其是他那对人民事业负责的革命胆识和党性，更使人感佩。此文一发，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肃反”、“审干”运动之后的定案落实处理之际，这出好戏对防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草率定案，具有生动而形象的教育作用。
况钟的笔触动了巴人的笔。杂文《况钟的笔》又鼓舞了杂文家的笔。企望了很久的作者和读者，从这篇杂文的发表，似乎都得到一种信息：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仍然需要杂文，读者也仍然喜爱杂文，杂文是不会泯灭、不会消亡，也泯灭不了、消亡不了的。
这样，就促使不少杂文家又拿起冷落已久的笔。两个月后，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有了第八版副刊，每期副刊都发一篇杂文，加花边排在头条位置。于是，佳作纷至沓来。杂文的题材总是随处随时可得的，杂文家的责任感也是历久不衰的。一些老作家带头执笔，议论风生，他们都署了当时鲜为人知或者久已不用的笔名，如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丞”，巴金署名“余一”，何其芳署名“桑珂”，林淡秋署名“丁三”，曾彦修署名“严秀”……一时间异彩纷呈，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形成了《人民日报》副刊最初一次鼎盛期。如果说由此带动了五十年代中第一次杂文的兴旺，似乎也不为过。
杂文进入一番新天地。然而，这个天地里既有春光，也有秋雨，更有冰雹，一言难尽。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发现”了一位老杂文家
1957年4月初的一天，负责杂文编辑来告诉我：“弗先又寄稿子来了，这回是杂文。”说的时候，流露了高兴的神情。我也很高兴：“是吗？太好了！”
几个月前，曾经收到一篇从武汉寄来的稿件，题为《想到〈活捉〉》，署名“弗先”。文章谈传统地方戏《活捉》（从《水浒》宋江杀阎婆惜故事演绎的情节），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阎婆惜变鬼以后，活捉张三，并非为了索命报仇，而是思恋这个情人，死了都舍不下，要捉他一起入冥。作者说：“我们过去的被压迫人民，到死不忘活，求死为了活，并且希望死后还要活。从这里，我们从迷信中看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看到旧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残酷。”他认为对《活捉》这样的“鬼戏”，略加改革，间或演出，并附说明，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欣赏其中特有的技巧，了解旧社会人民处境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热恋，并使人们在对比中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都是有益的。作者新颖的观点和娴熟的文字功力，都使我们赞佩，“弗先”显然是笔名，不知他的真姓名，稿末只有武汉某机关宿舍的门牌。这篇文章很快便发表了，我们很希望这位“弗先”继续来稿，却如彗星一瞥，再无消息。四个多月后，又寄来这篇题为《同与异》的杂文，批评党内某些宗派主义现象，正是当时一个切中时弊的题目。更使我们欣喜的，是地址注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宿舍，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北京。于是，编辑立刻同他联系，说报纸副刊现在亟需好杂文，请他继续撰写。几天后，就收到回信，信末署了真名：徐懋庸。
自从鲁迅在1936年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文后，徐懋庸的名字就带上一层似乎不光彩的颜色，在当时文化界和后辈青年人心目中，至少是个反对鲁迅、攻击鲁迅的形象。其实，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位热爱鲁迅、师承鲁迅的杂文家。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打杂集》，就是鲁迅作序并为之介绍出版的。鲁迅曾经赞许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他那封引起鲁迅不满的信，其中是非曲直，不是这篇小文能说得清，只要看鲁迅逝世时，他曾献挽联一副：“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便可窥见深沉的哀思中蕴含了万语千言。
副刊编辑“发现”了这位老杂文家，都有点喜出望外，最高兴的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他同徐懋庸既是浙东同乡，更是“左联”时代的战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懋庸远去延安，林淡秋留在“孤岛”，两人再无联系。全国解放后，徐懋庸随军南下，在武汉工作，林淡秋却由上海调到北京，也未通音讯。如今，一篇“弗先”的杂文，使两位老朋友很快重逢，住处都在东城区，相距不远，自然就时相过从了。徐懋庸建议报纸副刊开展一次关于杂文的讨论，以引起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他套用鲁迅当年用过的题目《小品文的危机》写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作为讨论的开篇。他还用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论和风细雨》、《应该让别人说完》等篇，同时期在首都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这位在解放后只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哲学论文的老作家，此时重新拿起搁下已久的笔，文思泉涌，几个月内竟写了一百多篇，“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为杂文的存在和发展，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多少心血”（任白戈《徐懋庸杂文集》序）。
使人可惜和痛心的是，几个月后“他因此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泼辣的文章了”（同上）。“反右派”斗争高潮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揭发批判徐懋庸大会，林淡秋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不得不作了一个批判性发言，还要作自我批评，实在是件痛苦的事。
这位老杂文家从此沉沦，十年以后到了“文革”中，当然也难逃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想振作精神，重新执笔，但是终于因为多年厄运，身心交瘁，未及看到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也未及等到自己“右派”冤案的改正，就在1977年2月7日因病溘然长逝，留下了大量未刊的回忆录和诗文遗稿。
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长短录》纪事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长短录》纪事
1966年5月上旬，我正在北京市郊房山县罗家峪大队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收尾工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已经轰然而至，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在那个小山村里搞“四清”，“清”了大半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四清”没有清出辉煌战果，本已无精打采，每天看报听广播，雷声隐隐，山雨欲来，更被搅得心绪不宁，一心只想快点做完收尾工作好回城去。一天早晨，广播当天一篇《解放军报》的文章，又点了一些作品的名字，其中有一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长短录》里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统统要批判”。
我听了不觉一怔：什么？《长短录》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这是从何说起？但冷静想想倒也没有惊愕。《长短录》的五位作者，近年来已经接二连三被点名批判，夏衍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被贴上“毒草”标签；另两位作者吴晗、廖沫沙，同邓拓一起在北京市机关刊物《前线》上的《三家村札记》正天天在报纸和广播中被批，火力很猛；还有一位作者孟超，写的历史题材京剧《李慧娘》，也被批为“宣扬鬼戏”。但是，他们合作撰写的《长短录》专栏，只是一批谈思想修养、工作作风、学习方法、为人处世的杂文随笔，怎么一下子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呢？
大喇叭广播全村都听到。分散住在生产队社员家的四清工作队员当然也都听到。来自报社的几位同志都来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苦笑回答：我也弄得稀里糊涂，《解放军报》说它是“毒草”，想来必有根据，只好等到回北京再说吧。晚上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将《长短录》的始末细细想了一过。
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长短录》纪事缘起和经过（1）
1962年1月底，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和民主集中制。党中央总结了建国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努力克服前三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引起国民经济的困难，领导全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界作了几次重要讲话，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要重视艺术规律和文艺民主。他的讲话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温暖了人们的心田。在这阵春风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人士，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互相讨论，互相学习，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探索各项工作的规律性。报纸和刊物上，生动活泼的文章和议论逐渐增多。在此以前，邓拓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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