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7）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1）
三、自省：痛苦中的嬗变
在台大，李敖的朋友庄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李敖做大坏蛋极够资格。”李敖姆峭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坏而不肯坏，有能力坏而一心去好？
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志向而言，他不应该属于那种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的角色。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在那放荡不羁的生活表层之下，在那具备变坏的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他的灵魂从未得到过安宁，他在孤独中走向自省，每日“三省吾身”，寻找着实现自己志向的方法和出路。
他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性格，认为“坚强出自温和中，正经出自滑稽中，是高人”②。
他有过彷徨：“下午五时睡醒看图，想到除了欢乐外人生还该追求什么呢？别‘白首太玄经’啊！”①
他走过极端：“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②
他有过对自己形象的自恋，他在《大学札记》中写道：“我该经常设想我在人们（尤其是朋友们）眼中的观感，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敬佩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无害于人的。”③这种被同学称之为“领袖欲和独断气质”的虚荣、自满、自豪和自我陶醉心理，在李敖的大学后期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
他在侃大山中炫耀知识，哗众取宠，用奇装异服来突出自己。他十分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这种心理的突出表现便是十分看重周围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
胡兆述说我风度翩翩。（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９日）
晨少杰言我往事，说我“满腹经纶”。（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
宿舍教官李新中言我学者派头。（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
“凝”说我“博学多才”。（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2）
光复节放假，黄国茂言昨晚在车上闻二女生谈及我，说我像徐志摩，昨日英善之元莲亦言她们说我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风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英善盛言吾之穷硬骨头，其极为心折。（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中午上校教官徐行呼我为文学博士。（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魏钻松言我像个教授。（１９５９年６月７日）
他崇尚那种“风度翩翩”的“学者派头”，他认为这才是“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的表现，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都成为他刻意模仿的对象。他对别人评价的关注，一方面反映出他对自身行为的信心多少有点不足，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他要以此来获得安慰，获得鼓舞，以保持和强化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当然，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不可能是众口一辞的褒扬，称他为“流氓”、“色狼”、“色情专家”的亦大有人在，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又使他对此产生几乎是本能的抵制和心理逆反，甚至不屑一顾，对其丝毫产生不了警示作用。李敖的个人主义亦因此得到强化。
在李敖精神的历炼过程中，更多的却是痛苦之中的反思和自省：
看云看天不看世俗群，可使我愈来愈广阔。我独坐在新兴的左角，遥望远处的云山，我想到：“跟这些世俗的男女们扯，我能得到些什么呢？我一定是得不偿失的。”（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
亲情、友情、爱情皆需距离，距离之义大矣哉！与任何人都该如此。（１９５８年６月３０日）
与孙小吵，与唐大吵，我是多么的不愉快！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的沮丧！我竟是一个与“这些人”生干系的人！我今晚一大决定即与任何俗人都不能（太）熟，只要否定他这个人后，即要自检了！尤其是所谓“同患难”的人！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3）
（一）展开一个严肃的自束的生活。
（二）练习拒绝俗人。
（三）青春绝不断送在俗人身上。他们全滚蛋，一律拒绝。（１９５８年７月８日）
一方面他要“暂与俗人偕”，另一方面他又要挣脱这种困境，这里意志的作用便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古时候道士入山修炼，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炼丹。他们认为，想要成仙换凡骨，就要吃金丹。但是如果俗念未尽、俗情未了，光吃金丹也是没有用的，照样是凡人一个，还应该用天河之水来洗去自己的世俗情感。这便是陆游诗中所写的：“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李敖十分欣赏这句诗。在他心目中，天河，指的是高尚的情操、高远的境界和崇高的人格修养。他在自己主动的人格磨砺中，思想意志渐渐变得非凡出众，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亦变得愈加高远。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虽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己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己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蛮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①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4）
从他的大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由幼稚、矛盾、自夸、梦幻、彷徨而走向成熟的。
他每天在日记中检讨自己的一日所为，时刻提醒自己，朝第一等人的境界迈进。
在人格的培养上，他常常提醒自己多读修养书。“胸襟要大、大、大，这需要多看修养书、多反省，反省与修养书是重要的，因为环境是一噢十咻的，最易使人慢慢陷下去，一日能把持，二日三日就不见得行了……”②
在交际上，他追求平和雍容的风度。他认为，只有平和与雍容可以带来有意义的回忆，失风度的行径只带来双方面的终生不愉快。
在气质上，他追求刚毅、慷慨和侠气，要有轩昂不凡的奇气。他难忘梁启超文章中谈堕落形态的话：“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若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①这决不是成大事者的迹象。成大事者要有一种万难不惧的奇气，“有奇气的人从来不会没精打采嗒然若丧的，他永远是坚强而高兴的，这种坚强而高兴的神情，被他养成了习惯。”“夜又对镜自照，我愈发感到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