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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议当天，警方命王聪琰当场向李敖报告事情经过。这位大块头警员满面羞愧，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警方问李敖对王的处分“是否满意”，李敖网开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王聪琰听了，赶忙向李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就这样，高雄市“政府”于无奈之中开出了一张壹元额的“国库”支票，李敖把它作为战利品保存了下来。
就在台北、高雄皆被李敖罚款后，官方在查禁出版物方面谨慎了许多，李敖的生意也似乎更加好做了。但没过多久，台中市“政府”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李敖得到消息：台中市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张桂贞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闯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李敖赶忙从台北赶到台中，料理善后。他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后，根据官方开据的三联单上的大印，将目标对准了台中市“政府”。
７月１日，李敖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向台中市“政府”寄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书》。
五个月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李敖又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将台中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3）
次年２月１０日，台中地院二庭推事黄秀得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但台中市市长张子源不服，代表市“政府”提出上诉，认为扣押事宜系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签发搜索票并予执行，倘有差误，责任不在台中市“政府”。而李敖认为此理由难以成立，他的理由是：盖有市“政府”大印的三联单如何能交给警备总部使用？如此作为，在逻辑上、行政程序上、行政责任上，都是无法卸责的。对方说“收据上有‘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的签名。”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票据上确有“孟启正”三字，但并无“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头衔，受害百姓从何得知‘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即使“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被告又焉能不负责？
半年后，此案在台中高分院开庭。在法庭上又出现了一则怪事。孟启正作为证人到庭，并在作证时公然表明身份，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话犹未了，台中市“政府”职员和律师马上向法庭表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李敖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就这样，两个衙门当庭互赖、争先卸责，闹了场大笑话。
李敖对这场官司胜券在握。他的主要依据是：即使按照当时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而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关键是，按照“出版法”第３９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私人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看来事实明确，但在判决中，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等却判了台中市“政府”胜诉。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4）
李敖又上诉。最后，经“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宇等法官判决，台中分院三法官判决错误，要求分院更审。从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起，该案更审。更审了一年三个月，此时，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原来的法官也换了，于是由黄奠华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但林柏榕不服，又提出上诉，案审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等人手中，竟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此时，该案已历时三年四个月。
法庭在判决书中以书非张桂贞所有为由判其败诉。李敖母子决定据法力争。他们认为，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杨秉钺等法官认为张桂贞胜诉，于是又发回台中分院更审，台中高分院法官楚汝聪等审理了此案，听着李敖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指控，法官们为之动容。退庭后，听到审判长楚汝聪出门时的大声赞叹，李敖感觉到自己赢定了。
终于，法官楚汝聪等以长达１２页的判决书详述了张桂贞胜诉的理由。林柏榕虽然又上诉，但“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等予以驳回。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李敖前后打了五年七个月的“国家”赔偿官司，终于胜利了。他大喜之下，立刻致信林柏榕：“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在林柏榕采取拖延政策后，李敖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声请状》。４月１９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赵春碧下达了执行命令，５月１２日，台中市“政府”终于开出了“国库”支票，全部赔偿（包括利息）总计新台币２３４８６５６元整。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5）
李敖执票在手，兴高采烈。他对人笑着说：“张桂贞老太太真后悔家里只收藏了１４７０８册禁书，要是多收藏十倍，那台中市‘政府’不就多赔了十倍了吗？这样子，每册照定价十足收款，不打折扣，简直比卖给书店、卖给读者还划得来呢，这么好的买主，又哪里去找啊！台中市‘政府’万岁！台中市‘政府’万岁！”
在法庭上，李敖一连打败了三个“市政府”。在法庭外，他见到了那个参与查扣作业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他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杨三共满脸通红、摇头苦笑说：“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在风波不断的官司中，李敖始终坚持坚定的斗争信念。他认为，自来衙门欺负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能得以形成，与老百姓的消极配合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逆来顺受，给以配合，这样才使这一欺负作业完成。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戒讼”的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是在助长统治者的威风。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这种勇于抵抗、据理力争的精神正是一个进步民族的标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举世畏讼的社会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引领人民步出“忍气吞声”的思想窠臼。因此，他感到一场官司下来即使只赢了“一圆钱”，其意义非凡。在打官司的心态上，自然有了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迈，“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谓‘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①因此，他以做“刁民”为荣。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1）
二、白眼看“台独”
“台湾独立运动”（简称“台独”）是特指以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以争取“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一切政治活动。“台独”最初起源于５０年代，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的镇压，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的少数地方活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岛内政治反对派进入活动高峰期，随着当局对“台独”的宽容放纵态度，“台独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展，滞留海外的“台独”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回到了台湾，把岛内当成主要舞台，从言论层面上升到“实施阶段”，民进党公开把“台独”列为“政见”，一些“台独”激进分子进入了台湾的权力机构。在国民党内亦有人提出了要求当局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统独之争也自然成为台湾政治思想界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与党外人士的联合作战中，李敖几乎无役不投，成为党外的主帅之一。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些党外人士逐渐地滑向了“台独”的深渊，李敖便毫不犹豫地表露出自己的不同观点。１９８６年９月民进党成立，党纲草案中写有“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决定”，态度还较暧昧。但四年后在民进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将“建立产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即“台独条款”）正式写进党纲。李敖在批判民进党的政治“缺德”、迷信无知、派系斗争、藏头缩尾、奴颜媚骨等特性的同时，亦尖锐地批评了以民进党为主流的“台独”思想。
早在６０年代，李敖在批评文学创作中的“乡愁情结”时，就已表露出他对一个中国观念的固守。他说：“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①在他的思想视野中，“中国”从来都没有局限在小小的台湾版图之内，而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这从他在中学时代写下的言志诗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到八、九十年代，党外势力兴起，当一些人提出“台独”的口号时，他的这种意识更加明确。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祖国统一最终必将实现。他在答记者问时预言：“台湾未来将被中共取得，国民党会消失，‘台独’空忙一场。”①１９９１年７月６日，台湾《联合报》登一消息，称“今年四月底海基会首次大陆行，中共媒体一开始亦称其为台湾‘省’海峡交流基金会，后来改称台湾海基会；这次用语如出一辙，是否有意凸显海基会的地方性色彩，值得注意”，“中新社、新华社口径一致”，“与上回用语如出一辙似又玩‘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