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①
第二部分拜访钱穆（4）
李敖没有走钱穆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钱穆的全盘否定。钱穆对他的影响从未消失，尤其是在治学方面。１９８１年李敖在黑牢中写作《我为什么不看电视》时，依然谈起这位“老历史家”“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的读书经验，他已经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物进行比较公正的评断了。比如，在与钱穆通信后第三年（１９５５），他考入台大历史系。而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后来，李敖与这位儒学大师的缘份依然不断。在他与钱穆通信后第九年（１９６２），他已经锻炼成为成熟的战士。他在《文星》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开始激烈地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直到他们会面后的第３４年（１９８６），钱穆老了，９３岁了，李敖还发表文字，表达他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批评他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德性”。在钱穆的五代弟子们庆祝钱穆９３岁生日的时候，李敖却为钱穆感到可惜，他认为，凭钱穆的才学和智慧，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但他却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李敖去“故宫博物院”，远远望见一位步履艰难的老人，老态龙钟，动作迟缓。他知道，那是钱穆。他并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却一直在感念他。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学者，毕竟在他的少年时代曾被心仪，并曾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李敖之后的新生代来讲，真正已变作“上古史”了。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1）
题记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
——《〈大学札记〉前记》
一、丧礼改革：
“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
像许许多多青年学子一样，李敖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他愈是对中学教育不满意，这种憧憬便愈强烈。
李敖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与民主的天堂，那里有博学而充满睿智的专家教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子，汗牛充栋的中外典籍，幽雅而宽松的学习环境……过去父亲向他讲述的当年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一切，都是他由衷向往的内容。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６日，１９岁的李敖以同等学力（高中二年级肄业）参加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当时，台湾实行联招的大学一共有四所，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录取的考生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被分发到不同学校与科系。５０年代的台湾正处于“泛政治化”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考生与家长普遍存在着一种趋理畏文的心理。据比李敖高一届的林毓生回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实用、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科系（如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学非所愿，社会舆论对文学专业又普遍不看好，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是萎靡”①。如此一来，主动报考与意识形态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学院者便少而又少了。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2）
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李敖第一志愿填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但因数学拉分，几分之差，被台大法律系专修科（后在学生呼吁下改为司法组）录取。
关于法律系专修科，当时的台大法律系主任梅仲协有专文介绍。他说，此科之设旨在“储训法官人才”，“司法前途，实利赖焉”。又说：“本科的增设，则专着重于司法官的训练，故修业期限，虽缩短为三年，但课程的配备，反较法律学系为繁重。例如诉讼实务、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土地法等，在法律学系，可以不开，而在本科则均为必修课目，而且关于民刑法及民刑诉讼法的学分，都酌量予以增加。所以名为三年制的专修科，其实就应用学科而言，不但不亚于法律学系，而反有过之。”②
对于李敖来说，学法律亦无不可，通过学法可以了解世间法，了解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孤岛上自由到底有多大的限度，这有助于对社会的了解。因此，当录取通知下达以后，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他离开了生活五年之久的台中古城，这个曾经梦醒梦破的古城，满怀希望地乘车北上，来到了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心——台北。
台北市是台湾的第一大城市。它坐落在台北盆地中央、纵贯铁路线上，淡水河、基隆河和新店溪汇流处，北依大屯火山群，西临林口台地，东南部为中央山脉北侧边缘的余脉与丘陵所簇拥。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素有“花园城市”之称。数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蛮的沼泽密林，罕见人烟。１６６２年，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跑后，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派大批人马在此开地拓荒，直至１８０８年福建泉州移民陈赖章等在此安家落户，才有了村庄。１５年后，这里渐趋繁荣，有了城市的雏型，被称为“艋”，即“独木舟及独木舟的聚集之地”。这主要是指淡水河上游的山地居民常驾独木舟顺流而下，到这里舍舟登陆，以物易物，成为贸易之地。１８７５年，清廷在此设立了台北府。１８９４年，在台湾设省，台北市成为省会。在市中心的公园内，至今还有前人题字留刻的碑林和石坊，公园西南面是气势雄伟的古刹龙山寺，南部市郊的新店镇有水清浪静的碧潭公园，北去３０里，则是闻名遐迩的“温泉之乡”——阳明山风景区。可谓名胜众多，古迹遍布。
台湾大学就建在台北市南端新店溪北岸的观音山下，是台湾岛上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校园占地面积１８０多公顷，设有４３个系，４６个研究所，在校学生１００００多人。１９４９年初，傅斯年浮海东渡，出任台大校长，实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这里云集了众多国内堪称一流的知识分子，成为台湾高校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一切李敖早有所闻。如今傅校长已驾鹤西去，台大校园风情依旧，在淡蓝的天幕飘不尽的云朵下，高高的棕榈树宽大的叶子迎风招展，操场上碧草如茵，花圃里杜鹃花、月季花、玫瑰花春意阑珊。在傅园，他望着傅斯年纪念钟上那八字校训“敦品、励学、学国、学人”，好像看到了当年北平城里走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的那个青年人，遥想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李敖心中自然感慨万千，充满了江山多骄、志在天下的感怀。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3）
可惜的是，李敖这种美好的兴致并没有延续多久。他所学的法律系司法专修科，在台大已经是第二届了，按说校方会办得更加规范。但李敖学了不到一年，便开始对这一专业失去兴趣，产生思退之心。他感觉到专业教师的学识浅陋，观点保守，长此下去学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于是，尽管当时该科师生正在闹腾改制（由专科改为本科），但这些对他已毫无吸引力，他决定重考。当时台大规定本校学生不能重考本校，要重考得先退学。李敖只好破釜沉舟，在大一上了２８７天之后，自动退学，返回台中。
他是１５０名学生中惟一因兴趣不合而退学的学生。
此时已是１９５５年的６月下旬，一年一度的大专联考（每年的７月２６、２７日）马上又要开始，李敖在经过短暂的补习之后，再一次步入联考的考场。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年，他顺利考入了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
台湾大学历史系是一个师资实力雄厚的大系，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的精华。李敖摆脱了对法律专修科的不满，有了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但好景不长，李敖很快又大失所望了。他说：
“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ｒｏｙａｎ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Ｗｕｇｏ Ｌａ Ｆａｙｅｔｔｅ Ｂｌａｃｋ都不知道！”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4）
就李敖的性格而言，其自负、自恃及狂狷的特点在中学阶段已经形成，到了大学，这种性格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大学不该是读死书的地方，大学生应该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大学培养的目标应该是造就智慧的才俊，培养出有骨气、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在李敖眼中，这里的学生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及时行乐。而历史系，李敖认为尤其如此。
此时，李敖从少年时就有的狂狷性格已完完全全暴露无遗。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丧礼改革”。
还是在上初中时，李敖读书，便处处不忘学以致用。从初二开始，受胡适影响，他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他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通达的父亲十分尊重他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李敖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了。
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７日晚上，李敖的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次日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赴台中。下了火车，见到接站的人，才得知父亲的死讯，李敖“为之泪下”。在家里，因为天热，父亲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便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此时已上大一的李敖，又进行了一场“丧礼改革”的实验。
李敖受胡适影响甚深，对移风易俗早已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