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卡片。最终，我们分辨出，在各个不同领域里有哪些人，有何作为。”
早期的一个担心是，一个专门收集当地改革者信息的组织会引起中情局的怀疑或克格勃的卷入。但是各种征象使人放下心来。“我们发现人们非常好相处。” 他回忆说。“我们找到了好多样本。我们离开时的印象是，‘好家伙，这些人真是了不起！’看上去，做这件事的时机实在是很合适。”
具有阿育王所寻找的那种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家非常罕见，所以，在最大的几个国家里去寻找是顺理成章的事。1979年，在世界上6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巴西，中国和苏联是不容忍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家使统治者们不安）；在美国花费昂贵；在印尼是可能的，但政治形势很微妙。于是，就只剩下印度了。
德雷顿在印度雇用了一个代表，并在当地召集了一个志愿者委员会，来管理这个项目。一开始，理事会成员阿肖克？阿德瓦尼在德里安置了办公处。提名人与选举人都志愿贡献出他们的时间（现在仍然如此）。资金来源是朋友们，特别是私人基金会的三个朋友，还有德雷顿自掏腰包。他们的启动资金是大约五万美金。
到了1981年，德雷顿已收集了数以千计的三乘五卡片，阿育王也已经准备好召开第一次“精选会议”了。
第一个被选出的伙伴是格洛丽亚？德？索萨，她45岁，是孟买的一个小学教师，她的理想是，在全印度改革教育。德？索萨已经教了20年书。走进学校的大门，听到学生们齐声念诵着：“我们在桑树丛中走来走去”，没有什么比那更让她难受了。对于她来说，这种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正是头脑心智被僵化的结果。
1971年，德？索萨参加了一个有关实验与实境教育的研讨会，她的眼界为之大开，她看到了教育方面新的机会。然而，当她努力去劝说她的同事们去尝试那些方法时，得到的反应很冷淡。“那听上去挺好，”人家这样对她说，“但不适合于印度。理论不错，但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实际。”
她决定自己去尝试。她把那些关于旅鸫，兰鸟和柳树等参考内容的教科书搁到一边，带她的学生们到户外去学习有关当地的鸟类与植物的知识，并去探索诸如“季风为什么来，为什么去” 之类的实际问题。在课堂上，她开始用阿伦和莱拉这样的印度人名取代罗弗和基蒂之类的外国名字。她带学生们去印度门这类的纪念碑去学习建筑与历史，她从校内的选举过程去探索民主。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批评她，说她把学生们当做试验用的豚鼠，但是学生们的反应十分热烈。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3）
在接下来的5年中，为了使她任教的那所天主教会学校采取她的教学方法，德？索萨反复努力，反复失败。到德雷顿与她见面时，她终于说服了校方，同意尝试一下她的教学方法，并且她正在向第二所学校传播她的做法。“我终于能够向教师们展示，他们完全可能不太费劲地采用这种方式教学，” 德？索萨告诉我说，“我还发现，使教师们建立自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做过的蠢事都告诉他们。”
然而一家私立的天主教学校远不是真实的印度。真正的挑战会是，在孟买和其他地方的公立学校体系中实施实境教育。德雷顿询问，德？索萨是否考虑过，在整个印度社会开展她的工作。
她考虑过。
“你知道在孟买70％的孩子想移民吗？” 她对德雷顿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积弊。我认为，以教育改革的理念，我可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能帮助孩子们，在成长时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学会解决问题，学会创造，学会积极参与而不是去模仿，我们就可以培养出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来。印度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了。这是一场革命。”
在德雷顿看来，实境教育并没有特别新颖的东西，那种方法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实施已久了。“如果你和格洛丽亚交谈时你只是想到实境教育，你可能只会‘嗯哼’一声而已，” 他说，他的兴趣并不止是德？索萨的教学思想，而是她将其运用于印度的特殊环境中，并加以推广的能力。
她计划如何使一个刻板的专制体系中的学校管理者们，教师们，家长们和学生们接受她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呢？她打算如何来使那些东西富有吸引力而不令人感到威胁呢？“即便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比例是1：20，并且教师素质配备得当，那也仍会是很大的挑战。” 德？索萨说。对于孟买公立学校中一个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管着吵吵闹闹的六十个学生一班的教师来说，如何才能使那些方法切实可行呢？
这些问题是德雷顿称之为“如何去做” 的系列问题之一——是那种被理论家厌烦，而社会企业家为之生存的问题。德？索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教师，但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还必须具有推销才能，要足智多谋，要有厚脸皮，还要有一种如同着魔似的献身精神。这些正是阿育王在寻找的品质。德雷顿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格洛丽亚？德？索萨身上具有这些品质。
德？索萨说，为了传播她的方法，她将不得不放弃教学，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事业之中。阿育王给了她一笔一次性全额的4年生活津贴，在当时大约一万美元。
第二年，1982年，德？索萨建立了一个名为帕里萨阿沙的组织，梵文的意思是，“祈望环境”， 并且开始建立起一个团队，来传播她的思想。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她就已能够证明，她的实境学习（EVS）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成绩。（一个独立评估项目的调查发现，与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的学生们相比，采用实境学习方法的学生们的阅读理解测验与写作分数高出两倍，而数学的速度要快三倍。）到1985年，德？索萨说服了孟买市的学校管理委员会，通过一个试点计划，在1700个学校引进实境教学。在3年的时间里，有将近100万个学生采用她的方法学习。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政府已经将实境教学编入它的国家课程安排，使它成为印度一到三年级的官方教学标准。○6
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德？索萨仍然是帕里萨阿沙背后的推动力。其间的几十年中，她的工作影响了印度的整整一代教师和课程开发者。年复一年，她继续改进着她的课程方法，年复一年，她将她的工作向更多的城市扩展，并且探索着将其运用到诸如乡村和部落地区的各种环境中去的方法。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三章 我脑海中的灯光亮起（1）
——巴西的法维奥？罗萨：乡村供电
1982年，就在格洛丽亚？德？索萨在印度推行她的实境教学课程时，刚刚从农机专业毕业的22岁的法维奥？罗萨，正在试图为巴西的穷人供电。一切都始于罗萨接到的一个大学同学打来的电话，那个同学邀请他到帕尔马里斯自治县去，它属于巴西最南部的里奥格兰德州，那个地区以其美丽的无树大草原而闻名，那里是加乌乔——巴西牛仔的家园。
罗萨并不知道，他朋友的父亲奈伊？阿塞韦多刚当选为帕尔马里斯的县长。阿塞韦多以前是州稻米研究所的技术所长，一天晚上，在餐桌上，罗萨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谈的是如何改善当地村民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听了罗萨的想法以后，阿塞韦多把县农业处处长的职务给了他。
尽管里奥格兰德州是巴西最富庶的州之一，帕尔马里斯却是一个令人灰心的地方，它使人联想起密西西比三角洲。这个自治县是新近才被组建起来的。罗萨第一天去上班时发现，根本就没有县政厅，没有文档，没有公务员，甚至连一辆运货小卡车都没有。一名当地的神父让他在教堂里办公。罗萨放下他的箱子，就动身去找村民们谈话。
他所听到的东西使他吃惊。里奥格兰德州的政治家们总是在谈论修路的事。但是，当罗萨问农民们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时，没有人提到公路。他们谈到的是如何才能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摆脱贫困，和如何守住他们的农场。他们并不想迁居到城市去。但是，除非他们能有办法大幅提高农场的收入，很快他们就会别无选择了。
帕尔马里斯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水稻收成。这片地中90％是低地，只适合种水稻。罗萨很快就发现，村民们有一个大难题。稻子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长，但是有钱的地主们拥有绝大部分水坝和灌溉渠，而且他们把水价定得很高。罗萨发现，小农户们须将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水费上，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三倍。
“没有水就无法生产，” 罗萨解释说，“不生产也就没有财富。整个政治状态都取决于这一事实。”
为了寻找办法，罗萨阅读了由一位巴西农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去了路易斯安那，记录了由自流井浇灌水稻田的做法。于是罗萨很想知道，类似的做法在帕尔马里斯是否可行？ 首先，得把水从地底下抽上来——而成本低廉的惟一方法是，用电力。
这是个问题。巴西与美国的幅员相近，但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一是，美国新政署的乡村电力化部门在1935至1950年间，为美国百分98％的农村实现了供电。而巴西从来也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实施过类似的项目。
在军人政权之下制定的巴西供电政策是，为城市、工业与大农场服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乡村供电而设立的的短期高息贷款，迫使巴西的公用设施大大依赖于成本昂贵的技术。在八十年代初，给一个乡间农场供电的成本高达七千美元，是一个贫苦农民五到十年的收入。○1
“电力公司搭设的线路都有多余的电能，他们迫使中小农户为这些多余的电力向他们付大笔的钱。” 罗萨解释说，结果就没有搭设电线。现在，2500万巴西人没有电，没有冰箱，没有电灯，没有计算机。○2 简而言之，没有未来。当时帕尔马里斯的情况就是那样。罗萨发现，当地乡村人口的70％，有大约9000人得不到电力供应。
一天晚上，罗萨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对佩洛塔斯联邦技术学院的教授恩尼奥？阿马拉尔进行的采访节目。佩洛塔斯是帕尔马里斯南边的一个自治县，有几小时车程。阿马拉尔开发了一个造价低廉的乡村供电系统。罗萨知道，阿塞韦多竞选县长时，曾许诺让所有的帕尔马里斯人都用上电。“我做了承诺，”阿塞韦多告诉罗萨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能做到。” 所以，当罗萨提到那个对阿马拉尔的采访节目时，县长给了他二十块钱和车钥匙，说道：“用我的车，明天你就去那儿。”
阿马拉尔的方法给罗萨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最常见的三线（三相）输电系统形成对照的是，阿马拉尔采用了一种适合于中度耗电的高压“单相”的电流系统，一根电线承载着电流，通过一个变压器，送到一座住宅，系统埋设在地下。阿马拉尔还采取了更多削减成本的措施，用廉价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