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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不在沉默悼念王小波（图）
李慎之 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的，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二十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 王小波惟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叔叔指正”，我草草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 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些追悼评论他的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文章的片断回忆。 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但是，我直到前几天以前才听说过，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说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决不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这样的话剧来，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二十一世纪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十年来，好象大家渐渐都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思想”的经验： 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 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邀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的人才”啊！ 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十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沈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术”，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慨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但是，我渐渐地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更使我感到可贵。 九十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小波称之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吠影吠声，很是动人可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能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能与国学》。 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 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要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不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也为中国。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难得明白（1）…（图）
作者：王蒙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起王小波的著作，原来接触过他的个把篇议论文字，印象不错，但是现在热到这般地步，已经有“炒死人”之讥在报端出现。我不敢跟着哄。 王小波当然很聪明（以至有人说，他没法不死，大概是人至清则无鱼而且无寿的意思），当然很有文学才华，当然也还有所积累，博闻强记。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风自成一路。但是这都不是我读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这个人太明白了。 十多年前，北京市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企业需要一些“明白人”。什么是明白人呢？不知道最初提出这问题来时的所指，依我主观想法，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糊涂人实在不少。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读书，而且明理，或曰明白事理，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廓清实际生活中的太多的糊涂，明白真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如同毛泽东讲王明时讲的，需要明白打仗是会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明白人拒绝自欺欺人和钻牛角尖，明白人拒绝指鹿为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明白人拒绝用情绪哪怕是非常强烈和自称伟大的情绪代替事实、逻辑与常识，明白人绝对不会认为社会主义的草比资本主义的苗好，因为愈明白愈知道吃饭的必要性，明白人也不会相信背一句语录就能打赢乒乓球，哪怕世界冠军声称他的金牌是靠背语录赢来的。盖人们在发明和运用概念、发明和运用知识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立了许多孽障，动不动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条吓唬自己也吓唬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个明白人训练成糊涂人才罢休。 文学界有没有糊涂人呢？我们看看王小波（以下简称王）明白在哪里就自明了。 要说王是够讽刺的。例如他把比利时的公共厕所说成是一个文化园地。他先说“假如我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唉！）“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说那里的四壁上写着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充满爱、如今我有一个梦想、禁止核武器。王问道：“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他还说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如动手去做。” 认真读读这一段，人们就笑不出来了，除非是笑自己。 当然王也有片面性。呼吁，总也要人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太耽于笼统的呼吁了？以致把呼吁变成一种文化姿态，变成一种做秀，变成一种清谈了呢？ 这是王小波的一个特点，他不会被你的泰山压顶的气概所压倒。你说得再好，他要从操作的层面考虑考虑。他提出，不论解决什么高层次问题，首先，你要离开你的马桶盖——而我们曾经怎样地耽于坐在马桶盖上的清议。这大概也与他学过自然科学有关吧。 王说：“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完全对。用王蒙（以下简称蒙，以区别哪些是客观介绍，哪些是蒙在发挥。）的习惯说法就是“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困难的任务说得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信。” 从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应有训练，动不动就那么情绪化模糊化姿态化直至表演化。一个自然科学家要是这种脾气，准保一事无成——说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写呼吁性散文杂文和文学短评。 明白人总是宁可相信常识相信理性，而不愿意相信大而无当的牛皮。王小波称这种牛皮癖为“极端体验”——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极的李赤之喜欢往粪坑里跳。救出来还要跳，最后丧了命。王说：“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与臭屎之间的区别还要大。”他居然这样俗话俗说，蒙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对于“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说了很不客气的话。这里插一句：王的亲人和至友称他为“浪漫骑士”，其实他是很反对“瞎浪漫”的，他的观点其实是非浪漫的。当某一种“瞎浪漫”的语言氛围成了气候成了“现实”以后，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讲常识讲逻辑的人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乃至相当“浪漫”相当“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