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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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画传-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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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在中国,未尝不可这样说:至善,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真与假,事实与谬误,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为了防止以善作恶,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的思考,真诚的明辨是非,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说到理性,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现在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赏识,但时光倒退十年,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个时候,黑格尔的阴魂不散,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理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3)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像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朗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毋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思想的监狱。”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一边大唱“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一边却在歌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像古已有之的好皇帝、圣人一样,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当民族的素王!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疤疤拉少校》中的话,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愚蠢。”  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做出的。于是,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    

  “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年,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而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坚守的二元立场,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想主义成分,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  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4)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中古遗风”:“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然后批评、教导别人。本来,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重要。”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的话,决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在王小波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而是如何个关怀法。他指出:“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显然,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以理性的态度、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至于应该作什么样价值选择,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一会儿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一会儿又开导这个、教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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