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赫鲁晓夫的理论和观点。6月，苏共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机，对中共发起全面攻击。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协议、合同，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从理智的忠告。因允若回国而分离的两人，都没有放弃为终成眷属的努力。 刘源回忆说：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处于青春热恋中的丽达不可能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来作政治筹码。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这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随着苏共在世界共产党的聚会上煽动围攻中国，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袒护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公开的论战已经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6节 为了大我舍弃小我
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身边的人多体谅他，但大家又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前车可鉴，除了他的哥哥、姐姐外，中南海里还有例覆辙，那就是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她的丈夫是苏联人。 他们（指李特特、刘允若，作者注）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注：见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罗点点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那样一种氛围。中共领袖们对海外关系的敏感和回避，可以说是到了极其谨小慎微的地步。 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会做出同样的决断。但作为继母，她对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让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创痛。从此，她开始留心，去观察刘允若眼睛里的细微变化。 当她发现允若对某位电影演员印象不错时，曾有意促成好事，但经调查感觉有些问题，只得放弃。后来，她又为允若相中了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电影演员，并亲自和允若谈了此事。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恩，专门到某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女方得知允若的家庭背景后，感到两家境况悬殊，委婉推脱了。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从政多年，如今担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的刘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亲的内心款曲。 平民家庭的加减法，到了政治领袖的家庭，就变成比歌德巴赫猜想还复杂的方程。方程的这一边是看得见的伟业殊勋名垂青史；而那一边是无法预测的世俗情感伦常的牺牲。 一个父亲，他的衷曲难为子女所体谅，他的信仰追求让儿女付出了情感代价，他的心灵还能静如止水没有伤感吗？但他是政治家，他必须遵循政治的准则。 然而，作为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他们也许只想当好他们的工程师、教师，他们只想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只是由于他们生长在了政治领袖的家庭，他们的判断和取向便不能随己所欲了，原本平常的渴望，在他们就可能成了奢望。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自我，而为公众和大局舍弃自我的人，是让人钦佩的。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7节 朱德的儿子朱琦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8节 朱老总喜抱孙子
后来，赵力平和朱琦夫妇双双调往天津。朱琦虽在天津铁路局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他依然没有脱离劳动，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50年代中期，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此后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说是坐车的首长要接见。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拾掇，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蹭上了灰。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就是自己的父亲。 朱德看见坐在沙发里、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在经过朱琦身边时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当接见完毕，他又走到儿子身旁，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不错，你真学会了一门技术。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呀。” 1950年，赵力平又怀孕了。这期间她几度和朱琦到过北京，在中南海含合堂朱德的寓所度假。此时朱德已是64岁高龄，他看见儿媳渐渐腆起的肚子，知道自己将做爷爷了，分外欣喜。 康克清一生，总是以朱老总的忧为己忧，以朱老总的乐为己乐。即将出世的孩子既引起了朱老总的欣喜，也引起了康克清的欣喜。特别是康克清，孩子还在胎中，她就操起了心。 她亲自购买了为孩子做衣服、包裹的布料；几次当面或写信嘱咐赵力平，要她注意营养，卧床一定要侧卧，眼睛一定不要直接对着阳光。康克清在全国妇联最初任妇幼部部长，后来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幼保健工作仍是她分内工作。为了工作，她很注意相关业务的学习和琢磨，此刻这些相关知识，在家里派上了用场。 次年元月，孩子降生之际，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并歼敌19000余人。为了纪念抗美援朝的阶段性胜利，也为了让新生的男孩及早树立保家卫国之志，朱德给孙子起名“援朝”。 当 “五一”节来临，在朱德、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赵力平把援朝带到了北京。 在这里，爷爷奶奶对第一个亲孙子百般爱抚呵护，康克清事事操心无微不至照料援朝的情景，让赵力平深受感动，她说：“像康妈妈那样细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康克清每天都要到东四的妇联机关上班，下班一进家门，必先来看孙子。亲自给孙子洗澡，换衣服。特别是后来在夏季，给孙子洗澡，她自己却累出一身大汗。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赵力平喂奶的时间怎样分布好，应该怎样喂奶，怎样使孩子健康发育。 正因为看到老总夫妇为孙子倾注了太多的关爱，赵力平怕把老人累坏了，就把孩子带回了天津。无奈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念叨，反复写信，要替他们带孩子。 朱德和康克清一再对朱琦、赵力平说：你们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免去照顾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树。拗不过老人，赵力平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朱琦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刻，朝鲜、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三方，已开始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朱德为新生儿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又在爷爷奶奶的硬要下，被送进了中南海。两个孙子的到来，固然给老人带来含饴弄孙的其乐陶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搅扰。当工作紧张或遇到棘手问题，当康克清身体不适，孙辈们的吵闹、夜半的啼哭，就让康克清更加寝食难安。 “让康妈妈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妇联的领导中，康妈妈不像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史良等，不是留过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她出身贫苦农家，没读过什么书，后来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和那些人在一起工作，她本来压力就挺大；搞好分内工作，学习的任务也很繁重；还要照顾总司令，可她依然分出精力，关爱孙辈们。”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赵力平夫妇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朱德、康克清对自家的孩子，像律己一样严格。赵力平夫妇到北京，都是自己乘车去中南海，从不让公家的车去火车站接他们。 儿子、儿媳到家后，老总和康克清有一句进门必问的话，就是：“放几天假呀？”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老总和康克清就会提醒说：“明天就到假了，该准备准备啦。”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9节 朱德帮亲戚养小孩
亲孙子相继来到人世，勾起了朱德的联翩思绪。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家。“文革”前小学毕业的孩子，大都会记得这样一篇课文《母亲的回忆》，作者朱德。 朱德的母亲一辈子生了13个儿女，但5个早夭，只养活了8个。出于贫困，同时也由于他大伯父没有子嗣，幼年的朱德就过继到了大伯父家。为探索强国之途，朱德早早离开了故乡，养家糊口的担子，都落在了那些没有离乡的兄弟们身上了。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继而义无返顾地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很念记兄弟之间的手足深情。 想着在天津父母温暖怀抱中的亲孙子，朱德想到自己老家四川的山村里还十分贫苦，自己的兄弟们还不能让后辈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决定尽其所能，替每一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读书。 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