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而已。
吴承恩“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有奇才，又想效力明室，匡世济时，但因“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一生不得荣显。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吴承恩约四十三岁时中岁贡。之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而“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在吴承恩五十一岁时，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之称（潘埙《淮郡文献志序》）。第二年他参加了好友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击倭寇”。沈坤“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丁晏《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沈坤常到吴承恩处谈方略，承恩多次参与军机。吴承恩原打算投笔从戎入胡宗宪幕中，因母老年迈，家境清寒，不善谋生，不得不在六十多岁时赴北京候选，想求得一官半职，“仅以贡为长兴丞”（《花草新编序》）。长兴县属浙江省，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为正八品小官吏，与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明史·职官志四》）。在长兴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在《春晓邑斋作》诗中悽然叹道：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大约做了一年半的县丞，为征粮事得罪了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吴承恩被解除系狱罪后，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是安置闲散人员，挂名拿干俸，或对赃吏从轻处理的一种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就弄清楚了，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淮安，并未去湖北赴任。此后，吴承恩放浪于诗酒间，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林下，未能在仕途、政业上“有所树立”，含恨而逝。吴承恩结识的权贵有胡宗宪、李春芳、高拱、徐阶、赵文华等人。结识的社会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归有光、沈坤、朱曰藩、陈文烛、黄姬水等人。
吴承恩因“家贫无子”，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来由宦归的表外孙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同治《山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阳先生存稿》。同乡好友陆遥收其遗文，张清溪、马竹泉手录其遗稿。晚辈吴国荣、张以衷、蔡翰臣参加了整理出版《射阳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书在清初时“刊版不存”，吴玉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渝敝，后来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山阳志遗》四），这是最完备的本子。后来，不仅《续集》不见了，四卷刻本也难以寻到。在乾隆四十二年，吴进仅见到一个残本，遂从中录出古文十六篇刊出，即《射阳先生文存》。直至一九二九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〇年铅印问世。至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则是在他仙逝约十年后托名华阳洞天主人校订出版的，即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怀才不遇吴承恩（2）
社会环境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未能在政治上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历，壮志功名未遇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恥，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以致北京城内流传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0“内臣”）。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严嵩父子曲意媚上，贪鄙奸恶，窃权弄柄，当时曾一度握过大权的夏言、徐阶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辈。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极好色，除立“豹房”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明史·谷大用传》）。以致他每临幸，“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市肆萧然，白昼户闭”（《明武宗外纪》）。世宗不仅穷奢极欲，多次大选宫女，还想吃灵丹妙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辈，纷纷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世宗从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自“壬寅宫变”，几乎被宫女勒死后，自称尘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视朝政了。而道教得势，佛教即受到排斥，这些隆贵的真人、国师在《西游记》中留下了暗影。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抨击朝政，力图革新，结果被杀、被囚、被贬，更兼以东、西厂、内厂以及锦衣卫编织成庞大的特务网，到处出没，残害无辜，有些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车迟国之“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的情景，正是对明代社会的揭露。监禁、酷刑、苛税几乎威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不消说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蝉。在这黑暗、沉滞、恐怖的时代，吴承恩亲眼看到整个社会：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并尖锐地指出这是“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二郎搜山图歌》）的社会，这恶浊的现实“匪独天数也，人亦与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人祸到处出现。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又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见《焚书》卷四《因记往事》），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甚至共鸣，这在塑造《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
在社会衰败、动乱的景象中，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史称“小王子”，势力更强，屡次率兵侵入内地。因为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在东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因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望海涡战役中，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详见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至明世宗时，倭寇因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又猖狂起来。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他逮捕了一些与倭寇有联系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练兵，堵击倭寇，取得实效。不料触动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诬陷，竟致下狱，被迫自杀（《明史·朱纨传》）。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更加猖獗。严嵩当政时，其义子赵文华奉命督视海防，倾陷御倭督臣张经，严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极大愤慨。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权奸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害，以致无力抵御外侮，遂在《重刻金陀粹编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唾骂“奸邪误国”之秦桧，寄托自己复杂的哀思。在《西游记》十四回之后，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再降妖除怪，恐怕也有所寄托。
怀才不遇吴承恩（3）
思想心声
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出现了王艮、李卓吾等反对封建传统守旧思想，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提倡个性解放（“造命”），反对统治者过多地干扰民众，过分地用严刑峻法和封建礼教束缚人民。这种强调个人作用，反对和命运妥协，认为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大胆思想，对于吴承恩这颗不愿受世网羁勒的心产生某种心灵上的共鸣，并唱出异样的歌调。社会黑暗沉滞，个人际遇坎坷，这不能不使才华横溢的吴承恩，胸中激荡着悒闷的风雷，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不胜感喟道：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这种愤激的情绪不仅在他的一些诗文中时时流露，也被他融入《西游记》的创作之中。在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他不止一次地自嘲说：“春秋已壮，尚泣牛衣。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答西玄公启》）在《贺吴春洲举善障词》中，他仰天悲歌：
世涂颠倒，叹万事纠纷，更无分晓。龙杂常鱼，鳞群野兽，鸾凤混同凡鸟。
他身居卑处，屡遭压抑，心情凄楚感伤，但他又傲骨天然，决不肯为改变境况“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选集叙》），因此“上不能鸣钟佩玉，纪竹素于麟台；下不能带索披刍，激薪歌于豹谷”，一直“处囊中”未能颖脱（《答西玄公启》）。他无情地嘲笑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看透了他们心灵卑污：
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在恶浊的环境中他孤高自许，不随波逐流，在《对月感秋》之四中傲然述怀：
群生总如梦，独尔惊豪杰。
大笑仰青天，停杯问明月。
在《赠沙星士》中借颂这位隐士而曲笔自况：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他虽常说自己如“孤鹤野云”，愿做“尘世”的”颠仙”，其实他并不能真正超然物外，涤除尘世之念，故当他回忆起师长葛木、王凤灵对他的慰勉与期望时，不禁悲鸣：
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
…………
骏骨谁知马首龙，卑飞不免鸦嘲凤。
潞河冰尽春帆开，隔年重上黄金台。
舒颜就教恍疑梦，执笔佥凭犹自猜。
（《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
从上述诗文中不难看出，这位“艺则须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