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夹子，他把皮夹子递给俄国军官。给俄国军官看里面有一些日本金币，一个金手表，还有一封信和一个日本城镇地图。俄国军官本来站起，便坐下来仔细看其中的纸片，女翻译在帮助他读。俄国军官听完，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女翻译这才给那个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解释说：“拉尔柯夫中校让我告诉你，这是满映理事长、日本导演山崎修治自杀前留下的信件，写给他在日本家里的母亲，说知道家中一切安好甚慰，带信的这个女人叫中井玉子，是他在中国娶的妻子，日裔，虽然他自己即将辞世，他让母亲收留她。”
第三部分免了被当汉奸惩处
俄国军官又问了少年几句。俄国军官对女翻译说了一通，她对民主联军代表说，“自杀的日本军官，话能不能算数？你看呢？”
玉子静静地看着那位中国代表。那位代表明知她在看着，却装着视而不见，脸上丝毫也看不出表情来。他说：“这个女人，如果不算汉奸，我们留她无用。”他说话的速度明显放慢，似乎在考虑该如何择词选句似的，也是在看俄国军官的反应，似乎对方也大致同意，他才继续往下说：
“现在我们暂时不拍故事片。今后中国人拍故事片，也不会用半日本人做演员。”他看看玉子，皱着眉头说：“哪怕有电影拍，她年龄也大了。她在日本有个去处，就让她去吧？”他看着玉子，玉子也看着他，这男人聪明，知道顺水推舟，良心也不坏。可是她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幸好她对所有对她“感兴趣”的男人，从来没有傲慢轻侮，从来是给软钉子时，也递个笑脸。
俄国军官说：“那也干脆：日本特务理事长，自杀死有余辜，现金手表等战争掠夺所得的财产没收。这个日本女人，遣返回国。”他把山崎修治的黑皮夹子，连同信件，扔到桌边，挥手让玉子过来拿走。
玉子走过来，拿起黑皮夹子，赶快鞠躬感谢，朝后面的门退去。山崎导演给她留了这封信，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当一回事，除了第一回看时，都未看过第二回。只是觉得山崎有点奇怪，有时心里对他有点歉意。这个日本厂长好色有名，情妇多得很。而且，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愿意嫁给这个傲慢的日本人，永远做他的家中女仆。她可能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对最后的女人心中不忍吧？
最近一段时间，她的脑子似乎一直装着现世的快乐，有时高兴之余，会和少年一起翻翻过去封尘的记忆，做女孩和少女时那些忧伤，就是未想过未来怎么办。
现在这封信突然把她从一个中国人变成日本人，免了被当汉奸惩处。少年肯定是听到情况不妙，赶紧奔回去取来的。他动作真快，而且不忘记把金表钱币一道交上作为证据。她本来把表给了少年，手表是贵重物。少年不贪财，他大事上脑子很清楚。
她走出房间，走廊里人并未比刚才少，人们可能听到里面的声音，都好奇地看着她。
看到人们的眼色，玉子这才想起来少年还站在那里没有动。她回头一看，少年还在房间中，而且退路被俄国卫兵挡住了，他正在犹疑，那个俄国军官已经站了起来，指着少年的鼻子吼叫。
玉子一看这个局势不对，挣扎着要重新冲进门去，却被中国卫兵往外猛地一推，跌步翻倒在走廊上，门哐当一声就关上了。她赶快爬起来打门，“开门，开门，我要进来！”走廊里满映的同事都围上来看，女人们在窃窃私语。
那个女翻译推开门走出来，猛地一把推开玉子。“里面那个男人，是个与日本人合作的俄国人，我们也要审查俄奸，不管你的事。”
“他是中国人，大名叫李小顺！”玉子大叫。“他不是俄国人！”
“不要妨碍我们调查给日军做特务的白俄，”女翻译一干二脆地说。“放过你，就已经是开恩！”
“他是我的――”
“他是你什么？” 女翻译皱皱眉，语气凶狠起来。“不要不知羞耻。我们一清二楚，你们非法同居很久了！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功夫跟你论诱奸少年罪，已经便宜了你。”她厌恶地转过身。“快滚，少废话。”
走廊里等着的男男女女都轰然说起话来，玉子听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她只是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为她说话。隐约她听到人们在咒骂，大部份是女人的声音：
“你，我们整个妇女的耻辱！”
“真是太不要脸！”
“你真不知道你的名声有多臭？”
“做出来的事情，哎呀，不能提！”
“道德败坏，简直无耻之尤！”
“婊子都不如！”
从走廊那边过来两个俄国士兵，把玉子硬拖拽出去。她拼命挣扎，大哭大闹起来。但是她迅速被拉到院子里，那里正停着一辆卡车。
满映公司被遣返的日本人，拖着大包小包，正在排队上车，大多数是妇幼老人。看见俄国士兵抬着玉子过来，大家都让开。士兵像扔一麻袋粮食一样，把玉子重重地扔进卡车里。
玉子脑袋撞在汽车的铁板上，撞开一个口子，晕死了过去。等到她醒过来，汽车已经驶出上百里。她周围已经不是满映的日本遣返人员，而是长春什么机构的日本人和家属。她觉出疼，钻心的疼，伸手去摸头，发现裹着绑带，绑带渗着血。她看着手指上的血，把头扭过来，背对车窗。
两个守卫看紧着门，玉子从他们那儿知道，她是他们押送的遣返的日本医院里一个伤员。
第三部分他是“国际罪犯”
国民党军队的坦克，正隆隆穿过整个城市，这是1946年春天。四平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到北满。
天气转暖，迎春花纷纷开放。那个留小胡子的俄国军官，从吉普车下来，还是披着呢大衣，走向长春监牢的办公室，准备向国民党警察局长与他的助手交代监牢的事。监牢原是张作霖时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钢筋水泥的建筑，经得起轰炸或重炮轰击。
警察局长在这个优质的监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里想这个地方当监狱未免大材小用，应当做军事据点。
他和助手一前一后回到办公室，阳光铺了一房间。俄国军官已走到门口，被助手引了进来，两人客套地握手。警察局长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经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抢劫犯之类。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颜色都不同，是纯黑的。
“这个是俄奸，你们怎么不带走？要判刑，得你们判。”
俄国军官哈哈大笑。他说中国话不流利，不过一清二楚：“这个人，只有中国名字，算什么俄奸？他是个汉奸，由你们处理。”大概是房内气温高，就脱了呢大衣，里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他的呢大衣顺手搭在椅背上。
“这里不是写着是俄奸？”中国军官说。“案卷全是俄文。”
但是俄国军官已经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车已经向这幢办公楼驶来。他转身握手，走出门又回来，原来他忘了他的呢大衣。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过过道，推门，那吉普车正好停在门外，他跳上去，车就开走了。
中国军官朝窗外望望那辆吉普车，厌恶地把案卷丢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么办？”他的助手走进来，规矩地站在他背后问。
“监牢再好，现在不是养犯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应当做兵营――你先把案卷清理成两批。能放的都放，本来判了死刑的，尽快执行，俄国佬不想沾手，算是让我们立威，我们代为执行，延续法纪。”
“政治犯呢？”
“他们的政治犯，不就是我们的同志？哪怕汉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你问明情况，留下问题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但是他突然想起来：“只有那个俄奸不能放。谁弄得清那是怎么一回事？万一俄国人改了主意，回过头来跟我们要犯人，我们交不出人，不成了影响邦交的事。”
他放下茶杯，准备离开，又回过头来，到桌前翻开案卷，看看照片，一个俊气的少年，卷曲的黑头发，看不出是哪国人。他对助手说：“谁知道他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这年头，小心为是，看紧点没有错。单人监禁，不准探监！”
他摇摇头，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少年才走出监牢。他样子不像一个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国际罪犯”，多少得到宽待，几乎可以说养尊处优，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瘦成一条的少年。一年三个月之后的他，长得健壮得多，很有些男子气概了。但是最近监牢伙食越来越差，肚子都吃不饱，释放他或许不是事出偶然。
也许因为他“地位特殊”，出狱时，管监狱的班长，找了一套旧军装给他。他觉得军服不方便，但是班长告诉他，这不是国军的军服，国军服装给他是犯法的。这是仓库里剩下的不知什么倒霉鬼的军服，没有徽号，已经弄不清属于哪个来占领过此地的军队。少年知道他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原主人也许被枪决了，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忌讳这种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错了。
他忧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个人望着长春的天空，他在牢里天天在墙上用笔划着数，盼着早点出狱。这个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居民。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满映宿舍，那里住着国民党的军队，原住户统统都不见了。
后花园杂草半人高，一群蜂绕着墙根黄黄的野花飞。从这儿看不到玉子的窗，那窗挂着乱七八糟的晒洗的衣服。
他收回视线，好陌生。这一切，他在监狱里他觉得是一场青春孤独的想入非非，现在看来果真如此，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本就该知道是个梦。
第三部分这场每天一次的活剧
两棵银杏树皆在，而且树桩下生出新枝。少年几乎不用考虑，便直接朝这儿走。他的房子还在，而且一切如旧。他走近，觉察出房门虚掩着。他记得他是锁了门，那最后一天，他离开这儿时。
小心地推开门，他走了进去。这个贫民区破地方，没有什么人光顾。只是他的破烂家具都被砸碎，大块的都被拿走生火了。他在破烂的家具中翻到镜框，早碎了，照片上男人被人踩得已经模糊不清，只有那女子还是依旧笑着。他取下照片，仔细对折，塞到衬衫口袋里。
那天上午，他因为来拿这张父母的照片，才回到这儿。结果邻居告诉他，满映厂今天要决定每个员工的去向，他很着急，如飞似地赶回玉子的房间报信，打开门，玉子不在。他想也未想就去了厂里。
他在门口打听那些受审查的人，知道要查中国人的汉奸，边忙奔回玉子家去，翻找到那个令他讨厌的山崎修治留给玉子的黑夹子。那个黑夹子竟然救了她，但也让他从此失去了玉子。
这么前后一回想，好象度过了半生。少年闭了闭眼，这一瞬间，他突然想回到自己儿时在冰上转圈的时候，，快乐的笑声曾经穿越满洲几百里的冰天雪地，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