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晚朝后，宋太祖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宋太祖慨叹到：“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作天子的也太难了，远不如作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做。”一听这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了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不敢有二心？”宋太祖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个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一条路。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的过完这一辈子呢？我们军臣之间就在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很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非常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作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使指挥使这３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4节 “先南后北”统一国家的战略
五代十国末期，人们要求结束分裂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早在后周时期，宋太祖作为周世宗的最得力助手，就曾协助周世宗在推进统一的军事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当他代周自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自然就把完成中国统一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８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已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１６州领土，割断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８个割据势力以后，再来亡北汉，攻取燕云１６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争论，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建隆三年（９６２）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北宋自建隆三年（９６２）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９６５）正月，不足３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３个割据政权，统一了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宋太祖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而逆转。
自太原班师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９７０）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６０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４州，大败南汉军１０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得了６０州２１４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３个割据政权，他们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３年的准备，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帅吴越军５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长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１０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长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开宝九年（９７６），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１５州１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１００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１６州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３年。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5节 一整套传为“祖宗家法”的统治术
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９６３）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９６３），宋太祖又订立了二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３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９６５），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３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打）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的财权。乾德二年（９６４），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税征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调离之际，朝廷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３００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