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五年（１６３１），皇太极又正式颁布了《离主条例》，规定贵族的奴婢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罪行获得自由。以往，因不堪忍受民族歧视和压迫，汉人纷纷逃亡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努尔哈赤对逃跑的汉人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不管是逃跑被逮还是谋划逃跑而被逮，一律都要处死。皇太极变换了策略，他规定：以前有私逃的，或是与明朝暗中来往的，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只将在逃而被捕获的人处死；虽然想逃，但未采取行动的，即便被人揭发出来也不论罪。皇太极的新规定受到了汉人的极大拥护。后来，皇太极又进一步放宽了“逃人法”，允放汉人逃走，即使抓住也不治罪，但逃到明朝统治地区便不许再返回来。他实行了宽松的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这不但缓和了满汉矛盾，更解放了生产力，对后金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他还改变努尔哈赤时期对待汉族知识分子及汉官的政策，对他们量才录用，对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高鸿中等富有政治经验和统治才能的更是授予高官。对汉族自动归降的降将有的不惜封王，这大大扩充了其统治基础，也稳定了辽东汉族人心。
皇太极听取了汉官的建议，在天聪三年（１６２９），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国以来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是完完全全从中原历代王朝照搬过来的网罗人才的手段。参试的有满、蒙、汉各族的读书人。而取士的对象，竟有当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屠杀儒生中侥幸脱逃、被编为庄丁与满人为奴的３００名汉族生员。此后，每隔四五年，继续开科，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和很多汉族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可见，父子两代的政策及效果差异是何等的大。
第二件事是发展经济军事实力。
皇太极登极后，把发展农业放在了恢复经济的首位。针对满族贵族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做法，皇太极多次训诫他们应改变观念，要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绸缎锦帛之类。他告诫绸缎锦帛都是些粉饰之物，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妨害。他一再重申“我们出兵征伐，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作为立国的根本。并非只为了贪图财利。使生活充裕的途径，全在于抓紧农业生产。”汉官曾批评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大兴土木，百姓深受困扰，皇太极吸取了此中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足够的时间。皇太极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关心入微。
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皇太极制订了一系列法令。他宣布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禁止牲畜践踏农田，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必须追罚牲畜主人的银两，并由牲畜主人赔偿损坏的庄稼。为了加强护农法令的贯彻，皇太极以身作则，亲为表率。每当他行军出猎的时候，即便是在严寒时节，他也总是吩咐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野外，从不肯轻易闯入屯堡，唯恐掠扰了其中的百姓。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是民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再有是后金的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生产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１６３９年时，后金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１０万石之多。
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后金的手工业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规模有限，水平不高。所生产的布匹、铁器、船只等项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资必须从明朝、朝鲜等地运进来。即汗位后的皇太极力图尽早扭转这种窘境，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他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在后金境内四处推广纺纱织布，并经常奖赏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到了１６３３年，后金的纺织技术已有很大提高，各种精细布匹都能够织造出来，已能满足后金境内的需求。在矿冶业方面，皇太极积极支持开矿冶炼，创办了不少冶炼场。冶炼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兵器生产。从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开始，后金已能够成批生产极有威力的“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在皇太极对明朝、朝鲜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在皇太极的积极倡导下，后金造船、陶瓷等业也有长足的进步。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内外商业贸易也出现了比较兴旺的局面。
经过皇太极１０多年的励精图治，后金逐渐摆脱了经济凋敝的阴影，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增强了国力，从而为进一步向外扩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而且离不开强悍善战的军事队伍。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严饬军备，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实力，确保对外战争胜利。
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战绩，与他拥有一支八旗劲旅有密切关系。但满族人口不多，兵源有限，在战争中满族八旗不断减员，而对外战争仍是相当频繁，并且战争的规模也日趋扩大，如何才能保持和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以立足于不败之地呢？
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优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为了改变汉人心目中八旗军烧杀抢掠的形象，在每次出征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比如不得杀害降民，不得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得奸淫妇女，不许践踏禾苗，不许酗酒等等。若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到牵连。每当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都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让部下举报各种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第三件事就是初创国家体制和制度，并徐图集权。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文馆。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一是记注本朝政事，并处理所有往来书信及臣下奏章，还参与议政。这又是后金国的第一次创举。文馆表面上是办事机构，实际上是皇太极进行改革的咨询机关，更重要的是，随着皇太极推行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它越来越具备内阁的功能，成为国家内阁的锥形。引人注目的是，文馆里当职的大臣有很多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是其中最有名的。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皇太极依照明制，设立史、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六部与汗王之间，以文馆为枢纽。各负其责，纷繁杂乱的国家事务也就渐渐理顺了。此后，贝勒们与皇太极由原来的平列关系逐步转化为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63节 雄才大略三件事（2）
比较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汗王之下，只有５个议政大臣、１０个理事官，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家机构，实在是很简陋很原始的。
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膨胀。５年后，文馆改为内一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内处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族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不过，满族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的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这是明摆着的：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那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停滞，甚至倒退。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王不能违备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王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将其更换。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加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
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另外每旗还增派３名议政大臣，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被打破了。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他又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的事务。
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６年！
这对雄心勃勃、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皇太极就是皇太极，不是别人，他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他善于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不放，并极力使这时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浪费。
第一个时机出现在天聪四年（１６３０），第一个撞上网来的倒霉鬼，是二大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初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移加黑扯木时，阿敏也是怂恿者和追随者。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舒尔哈齐之后，还要杀阿敏，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求情才得活命。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竭力表现，终于获得努尔哈赤的谅解。也出于对舒尔哈齐之死的歉疚，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获得很大权势。
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