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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子积怨已久，尤其皇太极继位以后，不时有所流露。
就在皇太极继位之际，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否定。
天聪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的城郭宫殿，想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与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下。这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父子对立的联盟，实现自立王国、“出居外藩”的打算。只因为岳托、济尔哈朗、杜度这些一直坚决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才使阿敏的企图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在驻防地域、家庭婚嫁、甚至与蒙古结盟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与皇太极唱反调；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并借说梦，宣传自己有黄蛇护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居心叵测了。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三月，阿敏受命替换济尔哈朗守永平，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不到三个月，四镇尽失，阿敏不仅在失地前就大肆杀降，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沈阳。愤怒的皇太极不准阿敏及败归的诸将入城，严厉斥责指挥失误，败坏大局，并因屠民而留下无穷后患。到这时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处死。皇太极从宽免死，只革去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所属人口财产均给其弟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原来有离心倾向的镶蓝旗就牢牢掌握在汗王手中，汗权得到加强。这个机会应该说明阿敏自己送上来的，因为他坚持分裂、坚持野蛮的屠杀政策，实在是罪有应得。
很快，第二个机会来了，是在天聪五年（公元１６３１年），这一次轮到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立有不少功劳。不过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他与诸兄弟的关系也都不融洽。大贝勒的权势地位，更助长了莽古尔泰性格中暴躁粗鲁的那一面，使他很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计后果，口出狂言。在这一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莽古尔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每每违误命令，莽古尔泰抗辩并反指皇太极差遣不公，一来二去，使争吵升温，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说：“你怎么专跟我为难？我不过看在你是汗王的面上，处处顺着你，你还不嫌不够，非得杀了我不可吗？”暴怒中的莽古尔泰，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挥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竟不听劝阻，迁怒于德格类，大骂：“你这蠢货竟敢打我！”哗啦一声，抽刀出鞘五寸多长。德格类知道利害，不顾一切地把他这位同母兄推走了。
莽古尔泰太过分了，以至目睹全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也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
努尔哈赤去世时，莽古尔泰的实力与威望都不能与皇太极抗衡，所以他采取的是既不争位也不拥戴的落落寡合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太极即位就口服心服。他的不服，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去五牛录属员（占全旗属员的五分之一），罚银１万两。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究竟不像阿敏那样罪情重大，不能一撸到底，更不能论死罪或囚禁，从代善及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之罪时强调“酒醉”来看，他们心里对莽古尔泰还是有维护之情的，皇太极懂得不能违众道理，也需要保存自己敬兄爱弟的名声。但即使是样的处理，也给皇太极带来意外的收获。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正月朝贺之际，礼部参政提出；莽古尔泰已因悖逆之罪革除大贝勒的名号了，不应仍与汗王并坐受贺。莽古尔泰自然不能反对，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也不得不主动表示：既拥戴皇上为君，又与皇上并坐，已是非礼了，从今以后，皇上南面中坐，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从公元１６２６年登上汗位，到此时已是６年后，他才真正南面称尊。这不止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汗王独尊的地位、汗王集权的努力开始得到承认。
应该说，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但他的成功远不止此。在后来对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的恩威并举而使之降服的过程中，在将八旗军由单一的满八旗扩充为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二十四旗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在处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的复杂关系中，他都因有极高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能力，所以能适时地采取最恰当的对策和手段，取得尽可能大尽可能多的胜利，把他的宏图大志，一步步推上高峰。
这是领袖和政治家的素质，皇太极有这样的素质，历史又给了这样的机遇，所以，他成功了。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64节 “伐树”大战略的极致运用
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意。在与后金相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首先要确立在分化破敌中扩张的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１６２７）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３万军队出征朝鲜。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縻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激起土默特等部联合起兵反抗，但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对林丹汗发起战争。至天聪八年（１６３４），败逃的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面临严重的威胁。
黑龙江地区是皇太极先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但不偏重于武力。他指示北征的将领要对当地的民众讲明：我们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这在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要用同宗同语的观念感化当地民众，与他们同甘共苦，笼络人心。在他的招抚政策下，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了皇太极，向皇太极纳贡称臣。到崇德七年（１６４２）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皇太极将当地民众都编入了旗籍，设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已力量，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了。
１６２８年，明天启帝死，崇祯皇帝上台，这时皇太极已完全征服朝鲜，蒙古的大部也已归服，因此，皇太极认为攻击削弱明王朝的时机来到，立即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崇敬祯皇帝慌了手脚，急令袁崇焕率领边军回援。袁军与清军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施展反间计，让手下人给一个被俘的太监假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要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竟被凌迟处死。皇太极不费举手之劳，就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接着，他又率军击溃了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接连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等城。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此时冷静的皇太极表示，北京城是可以集中力量攻下来的，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４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为逐步消耗明王朝，最终取而代之，皇太极自此一面假意求和，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从１６３４年，皇太极又先后４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的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崇德元年（１６３６），阿济格率军入塞，大小５２战全部告捷，攻陷城池６０余外，劫得人口、牲畜共１８万。崇德三年（１６８３），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在内地转战了半年之久，接连拿下了７０余处城池，俘虏人畜４６万有余，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内地人民带了深重灾难。比如在天聪八年（１６３４），济南又遭到了清军的洗劫，许多无辜百姓都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城内外留下的尸体达１３万具之多，景象悲惨之极。虽然皇太极曾多次申明军纪，但他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掠夺损毁明朝的财物人口，最终达到极力削弱明王朝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