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李亨说：“抵御敌寇不是妇人的事情。”张良娣却说：“如果遇到危险，我可先用身体抵挡一阵，以便殿下可以从容逃脱。”李亨听了非常感动。后来李亨抵灵武，张良娣临盆诞下皇子，还没足够休息，3日后便起床为军士做衣服。李亨以产妇虚弱为由阻止，可是张良娣坚持，并说：“现在是危险关头，不是我养身体的时候。”李亨因此对她更加怜爱。李亨即位为唐肃宗后，除了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外，还同时册封张良娣为淑妃，封其父张去逸为左仆射，母窦氏为义章县主。干元元年（758年），又册淑妃张氏为皇后。
就在肃宗在灵武建立朝廷，预备重整旗鼓、收复河山的时候，长安城中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此时的长安城中虽然在叛军控制下，但对叛军而言，一切都是陌生而茫然的，人心依旧向着唐朝。城中经常有流言说，留下主持大局的太子李亨已经亲率大军杀向京城。消息越传越广，绘声绘色，真假难辨。叛军一时间也难免人心惶惶，上下离心。
跟随安禄山一起举兵反叛的同罗和突厥部落军队一直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这一天，酋长阿史那从礼突然率领5000骑兵出走，还偷走了禁苑的2000匹好马，逃回朔方，预备联合其他胡人部落，趁中原内战的大好时机，占领土地，扩展自己的地盘。肃宗闻讯后，立即派使者去安抚，归降唐朝者极多。
阿史那从礼率部出走一事在长安城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城中开始一片混乱。众人不明真相，均以为阿史那从礼出城投奔唐军去了。安禄山任命的各级官吏们也都以为叛军大势已去，唐朝大军即将杀到，纷纷躲藏起来。连监狱也无人看守，囚犯全部自行出逃。就连已经投降安禄山的京兆尹崔光远也判断失误，认为这是安禄山大军撤退的前兆，准备派人包围叛军主将孙孝哲的住宅，好擒住孙孝哲，立下一大功。孙孝哲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此事告诉了安禄山。
崔光远出身于博陵崔氏。博陵崔氏属高门望族，是山东四大姓之一。在唐代，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之多。崔氏之女大多嫁给了当朝显贵。据说《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也是博陵崔氏之女。唐代官员的初仕，有门荫、科举等途径。无论门荫，还是科举，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崔光远的祖父崔敬嗣在武周时期曾任房州太守。房州自古以来就是被废黜皇室成员的流放地，当时的太子李显也被武则天下放到房州。对于政治上失意的李显，崔敬嗣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与关照。
李显东山再起重登帝位为中宗之后，没有忘记在危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他在官员任免的名册上看到益州长史崔敬嗣的名字后，当即提笔批示，要求破格提拔此人。御笔钦点一共进行了4次。等到中宗和被点名重用的崔敬嗣见面后，才发现搞错了对象。此崔敬嗣不是彼崔敬嗣，不过是同名而已。中宗立即派人去寻访原房州太守崔敬嗣，此崔敬嗣已经去世，只留有一子名崔汪。中宗对未及向崔敬嗣报恩大为痛惜，特别指派中书令韦安石为崔汪授官，务必善待恩人之后。崔汪却嗜酒如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不堪职任”。于是韦安石任命崔汪为中散大夫，挂职洛州司功，只拿俸禄，不用坐衙门当值。
崔光远便是崔汪的儿子，史书上记载他“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长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高个子的崔光远步入仕途时，中宗早已去世，祖上的这一层渊源已不复存在。但崔光远却因为好赌博而结识了杨国忠，从而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崔光远和杨国忠都爱好樗蒲，因而成为极好的樗友。
樗蒲是一种以掷骰决定胜负的赌博，据说传自上古，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后来盛行于三国与晋代。杜甫还特意在《今夕行》中记录了此事：“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肖成枭庐。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后，樗友崔光远自然也成为受益者，立即调入京师，任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为太子东宫的属官。此太子便是后来即位为肃宗的李亨。于是，崔光远在原本险恶的仕途上又捞到了一张王牌。
重新回到京兆尹崔光远的话题。现在根据史籍的寥寥记载很难判断当时崔光远的真实心意：他到底是如同颜杲卿一般假意投敌，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伺机报唐？还是首鼠两端，如同墙头草般随风而倒？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崔光远投降叛军时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之后阿史那从礼出走，长安满城风声鹤唳，盛闻唐军即将进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光远立即派兵包围了孙孝哲府邸。更像是迫于形势之举，担心唐军得胜后，自己因降贼而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真的是有心向唐，为何不趁此机会杀掉孙孝哲，振臂一呼，号召长安军民抗贼？可见，崔光远所谓的“义举”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依旧不过是左右逢源的墙头草而已。
崔光远弄清阿史那从礼出走的真实情况后，不由得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情势不可逆转，杀身之祸转瞬即到，便与长安县令苏震一起杀掉两名曳落河（胡语“壮士”之意），率领府、县官吏十余人，直奔城门而去。
苏震也是名门之后，其爷爷是中宗、睿宗时期的名相苏環，其伯父是开元年间“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当时朝廷著述多出张说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
崔光远先派人赶去西行要道开远门，假传“尹巡诸门”。此时，崔光远依然是京兆尹的身份，城门守官自然不敢怠慢，“门官具器仗以迎”。列队完毕，预备迎接京兆尹大人的巡视。崔光远一行赶到，手起刀落，“皆斩之”。崔光远一行快马冲出城去，“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夜过咸阳，直奔灵武投奔肃宗。因为事出仓促，不及带走家属，崔光远和苏震家人尽为叛军所害。
一行人到达灵武后，肃宗闻之大喜。崔光远早先便是太子属官，肃宗极为信任，也不追究崔光远和苏震曾经投降叛军之罪，立即擢拜崔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派他去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民众。同时任命苏震为御史中丞。
崔光远重新回归唐朝廷后之后还有一些辉煌的战绩。安禄山的叛军曾经到泾阳一带大肆抢掠，所获颇丰后，便得意忘形，在一座寺庙中杀牛烤肉，连夜酣饮。当时崔光远部就在离寺庙40里处驻扎。得知消息后，崔光远亲率士兵两千余人，“夜趋其所”。当时叛军大多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根本就无力作战。崔光远率领百名骑兵扼守在出入寺庙的要道，同时派骁勇之士手持长刀，大呼杀入庙中。这一仗杀敌两千有余，缴获战马一千余匹，还俘虏敌酋一名。只此一战，崔光远威名赫赫。“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渭北一带，凡是崔光远所到之处，叛军纷纷躲避。与其先前投降安禄山的形象判若两人。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崔光远和苏震出走长安一事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之后一些本已投降的官员相继赶来灵武投奔肃宗。可见叛军兵锋虽健，却始终不得人心。之后，安禄山任命心腹田乾真为京兆尹。但此时叛军的种种暴行已失去了人心，长安附近义军四起，田乾真疲于应付。
关于崔光远，唐军收复长安之后，他便一路青云直上，先后任河南节度使、凤翔节度使、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等要职。到了晚年，他愈发喜好樗蒲和饮酒，不再亲理戎事。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崔光远依靠部将花敬定的力量，协助东川节度使李奂讨平了段子璋。叛虽平，但乱更甚。花敬定部下的士兵趁机对百姓肆行抢劫，甚至断人手腕，以掠取金钏。
杜甫曾为花敬定写过两首诗，其中《赠花卿》极为有名：“锦成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诗写得极好，尤其是后两句堪称千古名句。只是受赠人花敬定太过臭名昭著，引来众人对杜甫写此诗意旨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杜甫当时是真心称颂花敬定；有人认为是违心赞誉花敬定；有人认为是成心讽刺花敬定。杨慎《升庵诗话》云：“（花卿）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还有人认为此诗“似谀似讽”（《杜诗镜铨》）；更有人认为这是杜甫赠歌妓之作。《唐风怀》提到：“南村曰：少陵篇咏，感事固多，然亦未必皆有所指也。杨用修以花卿为敬定，颇似傅会。元端云是'歌妓'，于理或然。”《网师园唐诗笺》也说：“不必果有讽刺，而含蕴无尽。”
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局势，后人无法一窥全豹。正如笔者一直所强调的，在历史人物的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实际上，当时的杜甫并没有像后世所誉“诗圣”的地位，他的声名远不及李白、王维，甚至不及孟浩然、贺知章等人。在四处流浪的生活中，杜甫为了生计，确实迎合过他所不耻的一些官吏。后人与其人为地为杜甫掩饰，不如真实地还原杜甫当时的处境，便能知道他为花敬定作诗的真实目的。无论如何，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杜甫才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杜甫。关于杜甫，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花敬定纵部抢掠一事在当时影响极大，肃宗专门派特使前往调查。作为花敬定的直接上级，崔光远自然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而忧郁成疾，于上元二年（761年）十月卒。在崔光远身上，很好地反映出在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由此可见，在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人物均受时代的制约，无法摆脱当时具体局势的控制。
三 收复两京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肃宗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进至凤翔（长安西300余里），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并召集诸道兵马，谋取收复长安。长安人听说肃宗到达凤翔后，纷纷从城中逃出归顺唐军。
当时，协助肃宗指挥全局的李泌主张先派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今河北怀来）、檀州（今北京密云）南攻范阳，先夺取叛军老巢，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这样，唐军便能以逸待劳。肃宗求胜心切，说：“现在大军已集，江淮庸调也到，应以强兵直捣叛军腹心。如果派兵至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则是舍近求远。”李泌说：“如果现在以所有的兵力收复两京，虽能攻下，然而叛军一定会东山再起，我军又将陷于危急境地。现在我们的精兵主要是西北边镇和西域诸胡的军队，性耐寒而畏暑，如果利用其士气，进攻叛军疲劳之师，一定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