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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后遗症，就是在所有快乐的时光里，会猛然想起南极的岁月，想起南极的艰苦与寂寞，想起还在那儿坚守岗位的战友们，而且每次想起心中就有泪，无法抑制。4月5日，我改定了一篇《我的战友》，写完之际，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泪水再一次无声地滑落不是我太多情太脆弱，只因为我经历了那一切，我对他们无法不牵肠挂肚。对于我来说，那儿的战友已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群落，一种象征，一种令我感动的精神。陈立奇先生说，这就是〃南极情结〃。
拥有这样的情结，是一生的幸运。
第四个后遗症，就是淡薄了以往重视的许多生活内容。我觉得，从今往后，一切打击都不能伤到我的内心，一切无聊的谣言都不能让我激愤，一切名利都不会让我得意忘形，一切纠葛都不会让我觉得无法释怀，一切靠权力支撑的权威都会让我觉得可笑，一切缺乏公益心的人都不会得到我的尊重。我更加坚定我过去十多年所坚持的东西：相信善，相信美，相信爱，相信善恶有报，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相信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都是美丽的，相信一切善良都是美好的，相信发自内心的真诚终是会打动人的，相信自然是不可战胜的，相信〃天道有衡〃，相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相信一切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相信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
南极之行已经结束了，可我心中的南极之行却永远没有结束。我永远行走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行走在由企鹅、海豹及鸥鸟们构成的世界里。那个没有名利纷争的世界，永远是我的梦中向往之地。
所以，我愿意永远患着〃南极后遗症〃。
第四部分饭 碗
尽管乔治王岛上常常一夜暴风雪不停，但我大多睡得很踏实，除了为可爱而无助的企鹅忧虑外，我对来自自然界的力量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在山村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打小就上山砍柴、下河捉鱼，使得我对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对人类社会的人心叵测，我则屡屡有恐惧之心。2000年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熟悉的梦又让我无法安睡，因为这梦已侵扰我多年了。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非常奇怪的是，近三十年来，先后有两种梦各自惊扰了我多年，使我觉得梦是一种征兆。
少年时期最常做的一个梦，是自己从云端踩空，一直往下跌落，这个跌落的过程十分漫长，因此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感受恐惧。不论我怎么惊叫，也没有人能救我，不论我怎么伸手，也抓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梦醒时分，往往一身大汗，惊恐万状。这个梦常常出现在我体弱的时候，往往接下来就是一场病。记忆中，只有两次结局稍好，一次是从梦中吓醒时，父亲在一旁拥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有他在，不用怕。一次是母亲在用毛巾给我擦汗，眼中充满忧虑。
这样的梦境在很多电影里也看到过，尤其是一些动画片。由此可以推论，许多导演有过类似的梦，而据我作过一个小小的查证，朋友圈内，没做过此类梦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过，甚至可能与人类早期的某些困境相关。也许是远古时代先民从高高的山崖上、大树上坠落的无数次痛苦经历在千百万年间的不断重复与回放。所以今天想来，少年时代折磨我那么多次的相同的梦，只不过是先人对我的一次又一次亲昵的抚摸。
但我的另一个梦却不是这样。这个梦一直无法说，更无法向别人求证什么。梦境是那么不堪，让我一想起就恶心急着上厕所，厕所却脏得无法落脚，不论怎样都避不过那些污秽，但又别无选择。这样的梦每年都得做几次，每次都令我十分痛苦。直到1998年，一位友人才为我解了梦：喻示一个人身处于污浊的环境中，被不良之人包围着，动辄得咎，无法躲避。当时的状况的确如其所说，后来我下决心改变了环境，这个梦大约有近一年不再出现，我窃喜不已，以为从此不再受噩梦之苦。哪料到2000年末又频频出现那样的梦境，令我十分沮丧。这次，我基本上相信，梦之所示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此时我的境地，几乎比前些年的状况更糟。
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面对地质学家岛的那片属于我的海滩上沉思，向海里扔了好多的小石块，到手臂泛酸的时候，我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2001年元旦清晨，我拿着一个已经破了的搪瓷碗，对邵滨鸿说，我要把这饭碗砸了！她听懂了，劝我别急，说一切等回国再说。
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9日到达圣地亚哥。当晚，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驻智利办事处，我召集了人文学者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基本结束。大家随后作了比较充分的交流，临睡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心情松弛，驱车经阳光公路直奔黑岛，参观了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故居。这是一个按自己的心性在生活的诗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生活境界，用几十年的时间，营造了一座少年时代就勾画在心中的船形房屋，然后结束外交官生涯，远离繁华，在最靠近大海的那间屋子住下，静静地生活着，把玩着他几十年间收集的各种工艺品、各种〃玩具〃。他的墓地，也在房屋前的海边，就是死后，他仍旧看潮涨潮落，听激浪拍岸，望帆樯飞扬……他的生活选择，让我从心底里羡慕。
从黑岛回到市区后，友人带我们去了著名的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让我们在那儿尽情选购。那座市场有点像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转晕了头。我们一伙一会儿就走散了，然后又东一个西一个地遇见，每次遇见手里都多了些东西。临走时，我看中了一件黑色的木刻，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捧着一只乞讨的碗，不知怎么的，他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没有一丝犹豫就买下来了。
晚饭后，大家说着一天参观与采购的感受。唐老鸭说，他看中了一个木刻老人，价没谈妥，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特别后悔。我让他到我屋子去，看看是不是他想买的那个。他过来一看，叫道：啊！就是这个！捧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我看他实在喜欢，就决定送给他，但他总说不能夺人所爱。我着急了，说你喜欢就拿去，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他说，要不就转卖给他？因为他明天要提前回国，而我们还有机会再去一趟市场。我看他认真，便收下了他的钱。他喜滋滋地抱着木刻老人回屋去了，边走边说：我有饭碗了，我有饭碗了！
第二天临别时，唐老鸭说，阿正，你要是今天没买上，回国后我就还给你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们的饭碗呢，我可不能抢了你的饭碗！
唐老鸭和周、葛两位教授走后，我们去了总统府，看了三军仪仗队的精彩表演，然后参观了智利大学、五七广场、教堂、博物馆、史前艺术馆，晚上参加了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举办的烧烤宴。
第三天，我拉着刘弘，专门抽了时间去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转了半天，终于找到那家店，可是却没有开门惟独这一家没开！刘弘说：你看，你把饭碗给了唐老鸭了，你自己现在没了连要饭的碗也没了！
我说，就是没了，我也认了，唐老鸭是我带来南极的，他要是丢了饭碗，我能安心吗？先保住他吧！我顶不济回乡下种地，也能混口饭吃！
在阿根廷、巴黎逗留几天后，我们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当晚我就听到唐老鸭可能丢了工作的传闻，忙打电话问唐老鸭。唐老鸭说，他也听说了，但没人正式告诉他。
后来，唐老鸭有惊无险，仍在吃皇粮。我却因失去了与一些人共事的信心与耐心，在妻子出院的当天2001年3月5日将辞职报告传真了回去。我辞去的不仅是职务，而且是公职。
我的〃饭碗〃，就这样没了。
2003年5月28日17时，唐老鸭在电话中说，那尊木刻，被亚述同志（他儿子）玩打了几次，有点裂了。
他觉得，饭碗里的东西少了。
第四部分上帝派来的人（1）
人生漫漫，需要很多人指点、帮助、提携。可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头脑里只有读书与工作。我天真地认为，勤奋和才能就是人生的通行证。走出校门以后，自己靠蛮劲儿一路打拼，虽没有倒毙、沉埋，却也颇不顺当。
后来知道，就算英雄也要有人帮衬，何况一介书生！
后来更是知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没人理解没人扶持就很难越过那道坎儿。
也许是上帝念我无知，也许是上帝觉得已给了我足够多的训示，上帝决定怜悯我了，于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引导我、帮助我的人。
伍杰先生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学者型官员。他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出版人。他担任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多年，带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书评家，我也忝列其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的弟子自居。1996年我一度想离开心爱的出版界，却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打消念头。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我还是离开了这个行当，这一次，他没有劝阻。我知道他的惋惜，而他也知道我尽力了。南极行动前，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南极行动后，他的关爱令我有勇气笑对困境。
刘杲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智者。这位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极具学者风范，他在报告中的观点常常被业界传诵。1995年，在他及一批老出版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九位〃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编辑每人出版了一部自选集，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他在我临去南极前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当我从南极返回、遭受不公时，他又引用南京鸡鸣寺的一副联来宽慰我：〃难免不尽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令我心中豁然开朗。
奔赴南极前，《福建日报》副总编辑郑卫华先生在中央党校为我设宴，上的酒是他专为我备的〃金门高粱〃。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他反复的叮嘱，还有那兄长般的目光。可惜的是，我从南极给他寄的邮品，却没能到达他的手中。截留那邮品的一定是个集邮爱好者，只是他不知道，他截留的其实是一份永不言谢的友情。1987年我刚开始学写评论不久，他就在报上为初出茅庐的我开辟了第一个专栏。可以说，我能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种作品，他早期的提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建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兄长，他的宽厚性格就像他那双又厚又暖的手，让人信赖而且平和。他是业内一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大家原本是叫他梁老师的，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叫他〃梁哥〃了。我来京发展时，梁哥为我举办了一次业界〃名记〃的欢迎酒会。临去南极前，梁哥又召集了一次饯行宴，并说起一段与〃布拉吉〃有关的故事，让大家在欢笑中忘却离愁别绪。
2000年12月29日，我在南极意外地接到了梁哥的电话。他说，他在上次为我饯行的地方，召集〃原班人马〃迎新年并〃缅怀〃阿正。他用了一句诗：〃遍插朱萸少一人〃，我立时就哽咽起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