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把自己领进了陷阱。聪明的人，包括聪明的富翁，在争取爱情时，都应该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普通人。假如那个使我们迷恋的女人，由于错以为我们没有钱而又决意不打算朝我们的其他才华多看一眼，那么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真实的结论——她不值得我们爱。并且，好男儿永远不要接受她的回心转意，有一天我们破了产，她还会走开的。反过来，女孩子应该想一想，眼前这个正朝着自己挥舞着存折以炫耀其财富的人，是不是一个假装百万富翁的傻瓜蛋（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屡屡破费，不懈地讨好自己，并坚信用钱就能买到我们的爱的人，是不是对爱情有着纯厚追求的人，而那些穷光蛋是不是真的没有一点让我们爱慕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一点在未来某一天发大财成大事的可能。
贫贱时，逆境便成了织情和识友的试金石。它使我们认清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也使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不被什么人所喜欢。
在患难之交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贫困时期结下的姻缘，如果不是配偶也同样是落难之人的话，多数的结合便并不像理论上分析的那样稳固。有朝一日，落难者蒙恩重新衣锦，他就再也不能忍受和一个下层人生活在同一张床上。多数人后来都使“糟糠之妻”下了堂，这是自古至今的困惑。历史上有过胡适和李大钊，但也有过陈世美。这里不作过多的探讨，因为“易妻”时，人多已不在青春。友情问题上也有过无数次的历史悲剧，朱元璋落魄时一切帮助过他的人，后来无一不被他砍下头颅。很多人在权显之后，再也无法容忍昔日的老哥们粗浅的兄弟之爱。在贫寒时，只有同层次的人建立起的友谊，才会在日后的荣辱中相映衬，写下凯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以“共苦”，却不会“同甘”，一旦原有的逆境得以改变，他们就会因为分“甘”不均而很快分道扬镳。这种事情留给我们的痛楚和震惊，比什么都大。
不忘“贫贱之交”的故事，不完全是事实，而只是人们对那种困境中结下的友谊的确应该持续的理想的向往。大凡生活中最美的东西，能从漫漫无涯的往事中大浪淘沙般地留下，总是不容易的，为数也总是不多的，但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又的确是人生中最最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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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篇后两部分的书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去挖掘贫穷能给我们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的收获并不多。即使有，也常常被代价和其他的变化削减殆尽，比如“糟糠之妻”和“贫贱之交”的遭遇。
因此，我们最为根本的措施还是——消灭贫困！
我们必须放弃“贫困磨练人”的看法。如果只有苦难才能使一个人一个国家变得深刻、净化、灵魂完美，我们不如宁愿不要这种成功，过那种和平但却一般化的惬意生活。我们不能为上一步阶梯而付出摔倒二十次的不合理的代价，那样我们还不如就坐在那节阶梯上，看看日落和脚下的浮云。我们要的是成功和幸福，不是别的东西。
那种忽视了作人所需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活，是很愚蠢很大意的。我们这代人的担子很重，既要改变生存条件，又要校正思想。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让纸币超过灵魂的价值，或者让机器活得比人金贵。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继续追求不朽
第四部分
梦灭时分
（26岁）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席慕蓉《青春》
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浪费了多少时间，走到了二十六岁。我们从梦中初醒时，二十岁的年华已不自觉地悄悄走过了一半路程。有时，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烂摊子，我们一筹莫展，真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哭一场，为青春的短暂，也为容颜。二十六岁，无话可说的年纪，有人在升华，有人在沉没，有人则在平静地生活。这个年纪，少年人一往直前的精神没有了，我们也没能给自己再加上一个新的推动力，我们之所以走过来，完全是因为以往残留的惯性。
这时，愈加苍老的父母，家室的重任，不满周岁的孩子，一切新的责任终于永远夺走了我们那没有重负的早春岁月。我们明白地看到，青春的时间所剩无几。而且多数人已亲眼目睹过死亡，悟知了时光的严酷。我们望着那位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亲人，他目光苍茫，仰望着天花板，冷汗一滴一滴渗出额头。这时，我们爱莫能助，心底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解，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的生命夺回来，或者给这个垂死的人一点点力量，一星星勇气。时间如飞呵，在这逝水流年的春深季节，已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像小时候那样，盼着下一个生日的到来，每个人都像悭吝人一样计算着自己的时间。
这是最后的期限，这一刻已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对生活中悬而未决的状态，请快快抉择！
作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这是命运之神向我们画出的第一个问号。
一九八六年夏天，彭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夜，正忙碌着从司法系统艰难地转向外经贸部。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北大咖啡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曾发出的一声叹息：“我不比你们学文学的，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名扬天下。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公务员，从这里跑到那里，从白天跑到黑夜，一辈子默默无闻。”那年，彭二十一岁，在那个尝试性的岁月里，他那种不得不做凡人的叹息，不过是个模糊的预感。
一九九一年春节，彭二十六岁，来我家拜年。那时他的境遇真的证实了当初的预感。他在海外贸易公司谋了一个轻闲而实惠的职位，舒坦地作着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在轻松的工作之余，打打乒乓球，玩玩电子游戏机，在游泳馆里泡泡，再看几本流行的理论闲书，并且结了婚，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小家。我相信，他这时可能一点也没有了在偶然机遇里超越凡人的想法。实际上，他一谈到超越，便觉得夸张而好笑。
二十六岁时，我们更加体会到历经失败后那种深深的疲惫以及对于不朽功名的疏懒。我们想过一种与世无争的人的生活，既不作神，也不作鬼。我们只求自由一点，只求把手里的事情作好。我们也真正知道了，作一个不凡的人需要怎样的精力、勇气、天才、机运，那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巨大的事情，不可及，也不可望。
当一个人吹嘘说，他要办一个大公司，或者组织一个地下民主党，一年之内出名，两年之中撼动山河，我们只会在心里嗤嗤地笑他们梦呓，笑他们可怜，断定他们不是个“二百五”，就是“大儿童”。我们更愿意听一些小事情，因为它离成功更近一点。
我们不太喜欢那些要作神的人。
这之前，我们也曾希望过。希望生活在一个不断充满事变的时代，以便被它造就成为力挽狂澜的神。我自己就曾抱怨过，痛惜没被生在北伐时代，好作一个英武的少年将军。可是，现在我们都已悟彻。对于一个少年，有此壮志，可能依然颇堪鼓励。但我们却要时常向他们，也向我们自己，重复那两句先哲的冷语——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
那些历史记录读起来平淡无奇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城邦。
真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城郊炮火连天的地方，或者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走着游行队伍的城市，我们将怎样安寝。我们有时深深爱上了这种安宁，这种举世无双的停顿。能在平稳的生活中求得一份属于自己又不伤害别人的风格以标榜自己的独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这时，我们又像二十岁以前一样，想到“成为自己”。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已清扫了许多偶像，摆脱了极端主义，要成为不受英雄鞭策的平凡的自己，就像北岛祭奠遇罗克的诗——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过去，我们为了成为不凡的人，读过一些自传，并且学习电视名人的样子。为了模仿他们，我们如醉如痴，把个性统统扔在一边，把“成为自己”实际上误弄成“成为偶像的复制品”。二十六岁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偏差，也发现了最妙的事情实际上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我们大部分人接受了平淡无奇。
另外极少的一部分人由于具备不凡的天资，依旧追逐着远大的梦想。不过，此时的梦想都应该叫作“计划”，这个年纪有关未来的设想，早已和梦无关。过去，这类人有过另外一种作英雄的设计，打算作一个巴顿式的军人，作周恩来，作艾柯卡那样的汽车大王，作王朔那样的小说家，作姜文。可是这时，他们已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连凡人都希望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以使自己与别人有所区别，那么英雄就更应该各有各的特色。而作二流的费雯丽和三流张曼玉，都是很不聪明的想法。当卓别林第一次电影表演时，导演坚持要他模仿当时一位有名的德国喜剧家，卓别林无奈只得这样作了，结果他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人们记得他，是因为后来他搞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设计，使自己别开生面。而此后一味模仿卓别林的人，无论学得多么像，多么以假乱真，却不能使观众记住他们的名字。
二十六岁，我们必须马上作出的回答是，选择作哪类人，一经决断便义无返顾地走完人生。我们不能继续长久地在其间徘徊，既苦于不能当英雄，又不屑于作百姓。
此时，作凡人，要作一个热爱生活的凡人，快活自然而心安理得。作超人，要作切于实际的超人，意志高远而又脚踏实地。这样，这两种生活方式就都是健康的。
我们按照自己青春初期的经验、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遗传特点，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或是快乐的普通人，或是百折不挠的大人物。我们都在自己的天地里耕耘，在自己的生命乐章中，演奏着自己的乐谱。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面对竞争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把自己放在人群中，首先作出判断，作凡人还是作伟人。作出这道判断后，接下来就是考虑有关竞争的问题。不论是哪类人，凡人有凡人的竞争，伟人有伟人的竞争。那种把天下建成“合作多于竞争的世界”的理论，至今还只是个初步的设想。今后很长的时间，竞争恐怕依然比合作要多。
你看，我们不能从月薪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去“报得三春晖”，而且要长期居住在父母家里。不要说正常社交和生活习性受到压抑，就是那份养家还恩，独立成人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要改变这些，就要去竞争。
我们的时代比父母成长的时代更需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