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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天的辩论。
在本次庭审之前，被告方只能在“无罪”辩护中引入关于其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而且必须由陪审团对法庭是否应该采纳或拒绝这些证据作出最后裁决。
正如某记者在报道中所言：“当法庭内的听众们被炎热的暑气，还有双方发言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学术语催眠得昏昏欲睡时，本案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力图揭开美国司法史上新的一页。”终于，在约翰·加维利法官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1924年8月1日，星期五上午11点，法官驳回了公诉方的抗议，允许威廉·崴特博士等作为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出庭。
崴特博士在证词中说：“理查德自小便感觉，他的家人对他多少有些忽略。”当他在14岁进入大学时，同学们都比他大了4到8岁。“他开始摹仿大孩子们喝酒”，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理查德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人物，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在小时候最喜欢“装扮成牛仔或警察照相”，稍大一点则幻想自己“是一个让人们闻风丧胆的罪犯，一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在因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被捕入狱后，尽管民众对凶犯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理查德却相信不少年轻人会将他视为英雄。他认为“在铁窗中身着囚服”才是自己一向希望的形象。
“纳森则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孤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演变为“自我中心”。“但在智慧的外表下，纳森实则十分脆弱”，因此也不像理查德那样“具有犯罪倾向”。
两名被告的共同之处，除了智力、年龄和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他们虽然都在学业上成绩斐然，但就其性格和社会经验等等而言，却是“非常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只相当于正常儿童8到10岁的水平”。尽管纳森和理查德都没有明确地承认过，但崴特博士认为，他们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肯定受到过某种形式的欺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反社会情绪”。
比如理查德：“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他说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非常满意，但生活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更多，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生活的全部。”“理查德所有那些犯罪活动都是他自我毁灭的一部分。”
这位专家指出，勃比·范克斯命案是两名被告合作的结果，或“他们性格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我不能想象单凭纳森自己会萌发出绑架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的个性中没有犯罪的因素。我也不能想象理查德独自一人会作下这么轰动的案子，”因为他“是需要观众的。在他的幻觉中，犯罪团伙是他的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纳森是他的观众。”更重要的是，纳森这位观众并不是被动的。他不单是在一旁观看，他也是演员之所以成为演员的理由。往往在演员遭受挫折，准备卸装退场的时候，这位观众便会挺身而出，堵住演员的去路，鼓励、甚至是逼迫着演员将已经开场的戏继续演下去。因此，“在勃比·范克斯命案中，是纳森首先提出编排好不在现场的说辞。当二人得知尸体已被发现，理查德准备罢手时，是纳森坚持要按原定计划打电话到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同样，在接受警方审讯的过程中，也是纳森矢口抵赖，顽抗到最后一刻。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以你之所见，博士，你认为是谁动手杀死了勃比·范克斯？”检察长稍事停顿，又加上一句，“他们中的哪一个？”
“我想应该是理查德。尽管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而不愿向当局承认。”事实上，无论是纳森或理查德将凿子戳进勃比·范克斯的额头，从法律的观点，两名案犯都应该承担同等的罪责。威廉·崴特博士继续道：“我没有问。但在为他们作完检查和测试后，我就知道了。或者说，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但是我并不好奇。”
来自波士顿的韦尔·赫利博士是研究少年犯罪行为的专家，他在本案中也兼主持对纳森和理查德的各种试卷测验。
赫利博士作证说，纳森的默读测验得分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高分，纳森的记忆力也相当惊人，有过目不忘之能事。赫利博士曾随手写下20个互不相关的单词，纳森看完一遍便能够倒背如流，而且第二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赫利博士说，纳森在“实事判断”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他的得分之低，令我惊讶。”“100分的满分中，他只得了565分，那是12岁孩子的平均水平。或者说，10岁的孩子中有25％的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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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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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纳森固执己见，对他人非常苛求。“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据纳森的父亲说，他经常会在家里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争论不休。”
最让这位精神病学家感到震惊的，是纳森的如下论述：“我决定是否杀人，在本质上，和我决定是否在晚饭后吃甜点一样，完全取决于此举能否让我获得享受或满足。”
在谈到理查德时，赫利博士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尽管小伙子的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0，但该专家以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还注意到理查德时有面部抽搐，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象中，理查德生性懒惰，没有动力，从不想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却颇有风度。比如在狱中接受专家们的面谈时，每到吃午饭的时间，他总是殷勤周到地关照所有的人都点完了菜，最后才点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专家伯纳·格鲁克指出，纳森和理查德经常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常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神经有问题，但正是这些异常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佐证，被告方传唤了纳森和理查德的几位同学朋友。这些年轻人在证人席上谈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经质，谈到他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谈到他在学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处分，谈到他对所有侦探犯罪类读物的着迷，谈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欢中因饮酒过量而晕倒，醒来后逮谁揍谁。理查德的女朋友萝兰琳·那珊说，理查德开车非常野蛮，从不为行人让路，他出过好几次车祸。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坏了他父亲的豪华礼宾车。萝兰琳讲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几位朋友也在那里，理查德就跟小孩子发“人来疯”似的，独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头摁遍盘子中的每一块巧克力，又将客人们挂在门厅里的帽子挨个儿试戴一遍。还有几次，理查德一到萝兰琳家就开始偷东西，临走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为自己的行动能瞒过众人的耳目而兴奋不已。
就是在这些证人中，记者们发现，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赎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来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缩写。在一般的公务信函中，这应该是执笔或打字秘书的签名。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证实，婕梅与本案没有关系。
纳森的一位教授谈到，这位聪明的学生特别爱钻牛角尖，经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的同学们则作证说，纳森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没用了就一脚踢掉。能与他长期相处的只有理查德，因为纳森对理查德的态度更像是“恋人”。出庭的专家们证实，纳森与理查德之间确实发生过同性恋行为。
被告方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家。在芝加哥西郊挂牌行医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两名案犯之所以胆大妄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智力超群，警方逮不着他们。
克拉任·达偌的最后两位证人是阿尔伯特·洛易的秘书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纳森的哥哥迈克·里奥普。
卡瑟琳说，她的老板曾授权于她，任何时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钱，她都可以开给他250美元以内的支票，而无须经得阿尔伯特的同意。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这就是他被惯坏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说以她的身份，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克拉任从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认这一点。”
迈克·里奥普在证词中说，纳森每月的零花钱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里可随时给他更多的钱。事实上，里奥普先生不久前刚刚给了纳森3000美元，让他在今年暑假去欧洲度假。
克拉任·达偌博士在此想要证明的是，以两名被告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为了图谋钱财而杀人，就像公诉方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要求重新取证，以利用这次机会和法官8月1日的新决定传唤他们自己的专家证人。受雇于公诉方的三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从总体上讲，纳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骓克博士指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划的杀人凶犯全都是神经病，否则很难证明，这两名被告确实有什么神经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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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告方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博士几次向法官表示，纳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后，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为了让公诉方的专家们完成他们对两名被告的评估诊断，一再拒绝被告方律师与委托人见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达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托人并强迫他们招供绝对不是执法。”
科罗检察长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说话……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一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筹划的这桩所谓‘完美犯罪’是多么的聪明巧妙，周密细致。”
在克拉任·达偌的追问下，检察长终于恼羞成怒：“我不否认我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只要我还坐在地区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