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12天，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陪审团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审判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将作为联合被告同庭受审，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12人的陪审团。
挑选陪审团那天是8月21日，刚过了霍塞和凯蒂的六周年忌日。
此时的蒙纳戴兹家已是千金散尽、名存实亡。开庭之前，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宣布，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目前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可以享受政府为贫穷者提供的公设辩护人。法院指派给莱尔的两名律师是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艾瑞克的原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愿意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但这次她和其他公设辩护人一样，只领取政府发给的“微薄俸禄”，与第一次庭审时收取的75万美元律师费相比，其差别之悬殊自不待言。蕾丝丽的新助理叫巴瑞·莱文。
自第一次庭审以来，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确切地说，又出现了一些于公诉方有利的证据。一是在谋杀案的第二天，莱尔和艾瑞克曾将已故父母的保险柜搬到一位律师家里，试图从中寻找蒙纳戴兹夫妇的遗嘱。其次是1991年7月，莱尔写信给艾瑞克的一位同学阿米尔·埃蓝密尼，要求他出庭为兄弟俩作伪证。此外，莱尔还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被虐子女犯罪、特别是杀害父母后被法庭无罪开释的案例。
基于上述情况，公诉方重新提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终于使整个案子的重点转出了第一次庭审的基调——“来自父母的长期虐待和骚扰导致了家庭悲剧”。
实际上，在上一次审理结束之后，不少司法界及新闻界人士就公诉方的失利展开了种种的分析和探讨，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骚扰”的题目大做文章，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连续传唤若干证人，对这个话题反复渲染一再强调。而公诉方只有招架的份儿，结果被被告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是两名案犯，而是他们的父母——两位被害者。
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立即撤换了两名公诉人，代之以戴伟·康恩，助理检察长兼大案组组长和卡茹·那叶拉。
第二次庭审的开场发言始于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诉人戴伟·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谋杀现场和尸检的照片，然后向陪审团陈述了蒙纳戴兹兄弟在杀害父母之后，马上从现场搬走保险柜的事实，指出蒙纳戴兹夫妇尚尸骨未寒，莱尔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染指父母的财产，从而奠定了“谋财害命”的基调和主题。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坚持她两年前的观点，认为兄弟俩“出于本能”地向父母开枪，是因为他们深信，为阻止“家丑外扬”，霍塞和凯蒂迟早会对他们下手。蕾丝丽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由于多年来所受到的虐待、骚扰、折磨、摧残和恫吓，艾瑞克已变得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慌与恐惧之中。”
代表莱尔的查尔斯·盖施勒说，霍塞和凯蒂对两个儿子控制之严，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监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查尔斯指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莱尔和艾瑞克以为，“霍塞已经在新的遗嘱中和他们脱离了父子关系”。
公诉方以三盘录音盒带开始了他们的听证。
第一盘，谋杀案发生后一个月，巴维列山庄警署办案人员与莱尔和艾瑞克的谈话。陪审员们不仅听到了两名被告对警方撒谎，还听到兄弟俩反复向警方保证，他们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纠葛和冲突。
第二盘，莱尔和艾瑞克对季罗米·奥泽尔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
第三盘，莱尔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拨打的911电话。
公诉方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当年霍塞聘请的遗嘱律师。克拉拉告诉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纳戴兹兄弟把家里的保险柜搬到崴特家。8月22日，崴特先生当着兄弟俩和他们的姑父卡罗斯·巴拉特、舅父布莱恩·安德逊打开了保险柜，里面空无一物。
第一次庭审时，凯蒂娘家安德逊家族的代表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这一次，连蒙纳戴兹家族也站到了莱尔和艾瑞克的对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罗斯·巴拉特在证人席上说，他和其他蒙纳戴兹家族成员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未听说过霍塞和凯蒂对他们的两个儿子有过性虐待行为。卡罗斯还说，在案发前两个月，霍塞告诉他准备把莱尔和艾瑞克从他的遗嘱中去掉，因为他对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认为他过于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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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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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莱尔于1991年7月写给阿米尔·埃蓝密尼的信。莱尔在信中要求阿米尔出庭作伪证，说蒙纳戴兹兄弟曾试图借用他的手枪。阿米尔·埃蓝密尼是艾瑞克在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哥哥瑞沙·埃蓝密尼曾是臭名昭著的BBC——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的成员，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判终身监禁。
由于本案的验尸法医鄂文·戈登博士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能确定两名被害者的具体枪伤数目，以及被枪击的次序，更由于1995年戈登博士因在O·J·辛普森一案中的验尸失误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诉方特地聘请了两位私人专家——犯罪现场分析家卢杰·麦卡瑟博士和病理生理学家罗伯特·洛伦兹博士——帮助重构作案过程。
两位专家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人体模具和电脑模拟结果，说明谋杀开始时，霍塞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而凯蒂受到的大多数枪伤是当她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凯蒂的四肢多处受伤，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判断，这是因为在凯蒂试图爬离以躲避凶手的子弹时，案犯朝她的手臂和腿部连续射击所致。根据他们的分析，霍塞和凯蒂中弹的数目分别为四弹和九弹。
两位专家也注意到了本案现场“过分屠杀”的特征，但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兄弟俩模仿黑社会的作案手法，故意使谋杀看上去更像黑帮所为。这也与他们后来反复向警方强调的“黑帮作案”之说吻合。
麦卡瑟和洛伦兹博士的证词证明，本案确确实实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特别是莱尔以行刑枪决的方式对准他父亲头部所开的那一枪，完全不能用蒙纳戴兹兄弟所自称的“出于本能和恐惧”的“盲目射击”来解释。
两位专家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时承认，他们不曾、也没有可能亲身勘查犯罪现场，或亲自检验被害者尸体。他们所有这些分析和判断仅来自照片、物证和报告等“第二手”资料。
公诉方于11月20日结束了他们的听证。
被告方的听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在前半段集中火力攻击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至少有五位专家就此论题出庭作证。与公诉方的结论相反，被告方的专家们认为，在蒙纳戴兹兄弟进入起居室时，霍塞和凯蒂正站在沙发前，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对着面。惊恐之中，艾瑞克开始朝他的父母“盲目射击”，莱尔则是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胡乱开枪”。只有当莱尔射击他父亲的头部时，霍塞是坐在沙发上的。凯蒂至少在凶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是站着的，否则无法解释她身上的某些枪伤。这样的案情经过反映出作案人当时心境的恐慌与紧张。
被告方的专家中有两人来自洛杉矶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他们是本案验尸官鄂文·戈登博士的同事。公诉方的律师在对专家们的交叉取证时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被告方出庭，是因为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拒绝与他们的实验室合作。
被告方听证的第二部分以艾瑞克的作证为主。这一次，艾瑞克出庭的时间长达15天。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虐待和骚扰”的故事之外，艾瑞克还加进了关于他父母暴戾性情的新内容：凯蒂经常当面羞辱和贬低他，霍塞则不时地对他拳打脚踢。艾瑞克说，在谋杀案发生之前，霍塞曾告诉他已经剥夺了他的继承权。霍塞对兄弟俩明确地表示：“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决不会得到一分钱。”艾瑞克说，他和莱尔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财产，甚至不是因为被虐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害怕。他们相信霍塞迟早会杀人灭口，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家丑外扬”。
艾瑞克提到，直到惨案发生的1989年，霍塞还在逼迫他与他发生同性性关系。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时质问道，艾瑞克那时已年满18岁，又有属于自己的车和信用卡，他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离开父母家，像不少与父母不和的美国青少年一样？艾瑞克答曰，因为霍塞“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权力的人”。
戴伟·康恩进一步指出，霍塞强迫艾瑞克同性恋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中有不少人知道，霍塞和凯蒂一直为艾瑞克可能有同性恋倾向而担心。
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迫使被告方取消了原定让莱尔出庭的计划。
莱尔被捕之后幸会了一位笔友诺蔓·纳文利，这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单身女士早年也曾居住在巴维列山庄。诺蔓原先是一名护士，喜爱读书与写作，尤其倾心于纪实犯罪文学，对媒体报道的各个犯罪案例兴趣颇高，往往数月、乃至数年地追踪阅读同一案件。诺蔓·纳文利后来自创了一份评论性小型月刊《心灵的眼睛》，她把杂志寄给狱中犯人以帮助他们消遣时光，同时也请他们中的有兴趣者为杂志投稿。
1990年，诺蔓将刚出版的《心灵的眼睛》6月号分寄给被监禁的莱尔和艾瑞克，不久，莱尔欣然回信，表示愿意抽空为杂志撰文，并在信中告诉诺蔓·纳文利：“我在此授权你发表我写给你的任何文字。”此后，莱尔与诺蔓书信不断。
就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同时，作家迈克·瓦尔科根据诺蔓·纳文利口述、及她与莱尔的通信通话整理而成的《莱尔·蒙纳戴兹私人日记》一书出版。书中透露了第一次庭审之后，莱尔告诉诺蔓·纳文利他如何在作证时就遭受父母虐待一事蒙骗了陪审团。公诉方迅速地通过监狱当局获取了诺蔓与莱尔这段谈话的电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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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诉方还发现了一封莱尔当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指示她如何在法庭上作伪证。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告方律师一致认为，第二次庭审期间莱尔不宜再出庭作证，因为公诉方所掌握的那些证据足以对他进行弹劾。由此一来，莱尔的两名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证人、证据和策略等等都无法派上用场。在传唤了25名证人之后，被告方宣布听证结束。
在公诉方为时四天的总结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