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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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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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集会，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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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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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况。“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某一天，由戴文驾机，把我和约斯福送到敌方的某个隐蔽地带，空降下去。”杰·戈林讲到这里，脸上绽开了孩子气的笑容，又补充说，他和约斯福都很愿意被空降到热带丛林地区，而不要去什么冰天雪地的荒山秃岭。
然而，戴文·格兰蒙也有他鲜为人知或尚未被人们察觉出的另一面。据杰·戈林讲，所有的变化都始于1995年的夏天。那个暑假，戴文去加拿大的渥太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军校生交换项目”，遇到了一位俏丽风骚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候补女军官，并在她身上丢失了他的童贞。回到美国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戴文张口闭口都是这个‘海伦’，而且书信不断，电话不断，电子邮件不断”。
也许是戴文·格兰蒙以前一直把持住自己不与女生交往，初尝禁果便使得他无法自已，无法自禁，无法自拔。“我和约斯福看他实在是爱得太辛苦，也太痛苦，便费了很大的劲说服他放弃这场不切实际的、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爱情游戏。‘嘿，戴文，’我说，‘干吗不就近在美国找一个？’戴文就找到了黛安娜·扎摩拉。”
黛安娜·丽·扎摩拉比戴文小三个月，剪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瘦瘦的，个儿不高，只有160米左右，但却精干。她也是空军少年后备队成员，与杰和约斯福同在戴文指挥的团队里。黛安娜住在另一座城市，曼斯菲尔德西面的克罗利市，是克罗利中学12年级的学生。克罗利中学与曼斯菲尔德中学相距大约20英里，合30多公里，好在黛安娜和戴文都已经有了驾驶执照，20英里“不过是一踩油门的事”，更不用说与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
在扎摩拉家的四个孩子中，黛安娜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懂事的，而且和所有少年军事团体成员一样，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是最听话，最守纪律，也最有毅力的。黛安娜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趁着弟弟妹妹们还在熟睡，上学之前先要自习一个小时，因为放学以后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黛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电工，但总是在失业，也总是找不到工作。当护士的母亲一人兼着两三份工作，把三个弟妹和全部家务都留给了17岁的大女儿。最近，经济拮据使扎摩拉家拖欠了太多的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六口人只好挤进外祖父家里。人多房子小，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黛安娜却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保留着一个幻想：她要上大学。黛安娜知道，那是她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黛安娜在上8年级时听说了军事院校的教育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只要承诺毕业后至少在军中服役五年，便可获得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但要“符合条件”却谈何容易？譬如三大军校中顶尖儿的陆军官校，或老百姓俗称的西点军校，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不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而且学生还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政审关和体检关。这也难怪，因为和哈佛大学一样，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里不仅出过数位美国总统，其在校生中亦常有不少高官之后，甚至世界各国的皇室家族成员。随着现代化高科技被引入军队，陆军的技术成分相对于海军、空军略低，所以西点军校便将其教学重点转为培养新一代的指挥人才。目前美国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就有不少西点毕业生。
所以，黛安娜·扎摩拉事事处处都必须付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她和戴文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时间约会，没有时间享受青春。她和戴文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跨入空军军校，并在退伍之后到国家宇航局工作。她也和戴文一样，成绩优异，是一位令父母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孩子。黛安娜的母亲就曾非常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