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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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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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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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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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果需要我效劳,请随时通知。’”
比尔·琼斯就是这种态度。“他的孩子被杀了,他知道他有作案机会,他也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说:‘好,没问题。’非常爽快。”沙契处长回忆说。
办案人员重点调查的另一个人是特藜莎,一位被曼斯菲尔德中学开除的女生,因为不少孩子都向警方提到了她。大约一年前,特藜莎怀疑她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女孩子克利丝蒂·克拉克约会,便操起一根棒球棍,打断了克利丝蒂的鼻梁,打碎了她的颧骨,砸开了她的后脑勺,后来送去医院缝合了一共45针!警方相信,特藜莎确有置人于死地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作案动机。克利丝蒂是亚蒂安·琼斯的好朋友。在法院就开除特藜莎学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亚蒂安曾出庭作证。事后有人听见特藜莎威胁亚蒂安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特藜莎——还有她的前男友与亚蒂安·琼斯谋杀案毫无关联。
当然,办案人员也没有漏掉特拉瑟·史密斯,亚蒂安的新任男友,特别是,据琼斯夫妇报告说,亚蒂安出事以后,特拉瑟便再也没露过面,甚至没有打电话问候,十分可疑。
警方马上传来了特拉瑟·史密斯。特拉瑟承认在案发当晚,他确曾给亚蒂安打过电话,但那天晚上他哪儿都没去,一直呆在家里,他的父母家人和邻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经查实,特拉瑟讲的是实话,而且,他也通过了测谎试验。
令警方感兴趣的是特拉瑟·史密斯提供的一条线索。他说在他和亚蒂安通话的过程中,亚蒂安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她告诉特拉瑟那是“勃莱恩”打来的。
“你确定她说的是勃莱恩,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戴文?”办案人员问。
特拉瑟很认真地想了想:“她说的确实是勃莱恩。”
亚蒂安还说,勃莱恩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情绪低沉,想找人聊聊。
亚蒂安的朋友中有不止一个叫“勃莱恩”的,她当时在电话上并没有对特拉瑟提到“勃莱恩”的姓。警方后来在亚蒂安记事本的通讯录上发现了一个“勃莱恩”的电话号码:勃莱恩·麦克缪伦。
“金牌炸鸡”餐馆的另一位同事也证实,亚蒂安在12月3日那个星期天曾说起过,晚上要见一位“勃莱恩”。
而且,根据亚蒂安弟弟加斯汀·琼斯的证词,他在12月4日凌晨两点到亚蒂安房间关闹钟时,看见窗外有一辆家用卡车。勃莱恩·麦克缪伦开的就是一辆铃木牌家用卡车。
所以,警方的手里曾有过一通电话和两个来电者,琳达·琼斯说是“戴文”,特拉瑟·史密斯说是“勃莱恩”。两相比较的结果,专案组更愿意相信是“勃莱恩”,便也就不再对“戴文”深究了。
17岁的勃莱恩·麦克缪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三。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体质较弱,又因为自小有些发育上的障碍,长期服药,造成了某种性格上的偏颇。勃莱恩其实是很乐意助人的,邻居或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总是随叫随到,不少人都说他温和、善良,但与同龄人相比又显得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因而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取笑,以至于落得了一个“小丑”的绰号。如此种种的不顺心,使勃莱恩年纪轻轻便染上了忧郁症,但又不是那种只憋在肚子里面的忧郁。勃莱恩心头一犯闷就想找人说话,而且特别愿意找女孩子,大概由于女孩子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勃莱恩原先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学生,但在一年前上10年级的时候辍了学,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心理症状,怕热闹,周围人一多就浑身不自在,甚至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样子。
勃莱恩·麦克缪伦很不懂得察言观色,所以他虽然经常做好事,却也经常讨人嫌。比如他在街坊中是出了名的热心肠,但又因为喜欢在家门口弹电子吉他而搅扰得四邻不宁。某年独立节的前两天夜里,勃莱恩突然兴致大发想放炮仗,便不顾夜深人静地弄出一片响。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拿出家里的手枪对着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