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前的台湾形式下，特别是今年的“3·20”之后，我感觉国际因素作用于台湾问题有了一些变化，无论是从“促统”还是“防独”这两方面来讲，作用的力度一再上升；就是说像去年年底那样心急火燎的、赤裸裸的、非常嚣张的“台独”动作如果再出来，我相信国际社会包括日本在内，也会是非常紧张进而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阮：照您的观点来看，日本在台湾及中国大陆之间，它的利益谁重谁轻，它自己心里明白吗？
杨：实际上不存在把大陆和台湾比喻成两样东西并放在天平上去称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杯白开水不喝你也知道其味道，大陆和台湾谁轻谁重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台湾和日本最近经济发展是非常密切的，日本已经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反过来台湾是日本第三大，但是再大也大不过日本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阮：现在很多人说日本对台湾的意图越来越暧昧，日本也希望打台湾的牌，是因为日本国内有一批所谓的国家主义，就是日本保守派、右翼加上新崛起的年轻一代政客产生的一种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对于日本现代的政府或者是以后的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台政策时会不会走向偏差？
杨：我想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我的结论是不至于影响到它的最高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对与台湾问题历史的了解。比如说我听到日本年轻的政治家这样讲，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和台湾官方发生“外交”关系？
阮：是故意不理解还是真不理解？
杨：有的情况下是故意不理解。但有些情况我相信是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坦率地讲，在那个国家对历史的教育并不是非常成功的。前两年有一个外务省的政务次官（副部长级官员）他为了要实现访问台湾，不惜辞职以民间的身份去，这个人叫“水野闲二”，他的道理是，“为什么冷战时期东西德是分裂的我们可以和东德建交，现在我们还可以策划和朝鲜建交，为什么我们不能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这显然是对于对台湾问题和东西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同性质的一种无知，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阮：据您的观察，这种人在日本占多数吗？还是有什么样一个趋势？
杨：我感觉不占多数，是比较突出的但不是普遍的。所以，从我的结论来讲，不至于影响到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最高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日本的战略思维还是很现实的、理性的。
第二部分 国际战略篇第23节 日本是否会被拖着介入（2）
阮：从日本“军方”角度，和平宪法规定不能有建军的行为，所以，它有自卫队，而且自卫队每年花的钱也不少，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的军人总是比较激进的而且有前进性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军方”是否有意修改宪法？如果修改宪法是不是会影响到日本对台湾的策略？杨教授您觉得有可能吗？
杨：我想这个问题过程和背景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讲在日本国内，确实存在这样的声音和势力，就是要修改宪法特别是宪法第九条，在这里有必要让观众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貌。日本的宪法是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的，到现在已经是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形势和日本国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修宪的声音也越来越强。日本国内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民调，即使过去反对修宪的比如朝日新闻的统计，主张修宪的被调查者也已经超过50％，向读卖新闻这样的历来主张修宪的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草拟了新宪法的草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修宪？有多少人是针对第九条的，针对和平宪法和针对“和平”这两个字的，恐怕这个比例不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多人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要顺应市民社会的发展，顺应信息化时代，要保护私有权利等等。真正针对第九条去的恐怕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这是我的一个大略估计，也许数字不是很精确，但总而言之不是很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修宪的力量不一定主要是来自于“军方”，而是来自于一些民族主义者或者是国家主义者。在日本，保守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宪法第九条的修订是一个大的背景，更直接的是1999年通过的“周边事态法”（日本国内在5年前通过的），通过“周边事态法”的制定，明确了在日本周边发生了什么“异常状况”比如说战事的时候，日本可以以协助美国的方式来介入问题的解决。“周边事态法”通过的前后还有很多事情。首先周边的范围是在什么地方？当初，很少有日本政治家明确讲这个问题，而是反复强调我们是针对那个事件的性质而不是地理的概念；但是，最近两年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日本政治家开始明确的讲台湾包括在里面，这样就实际上把“周边事态法”和台湾问题挂起钩来了。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1960年修订过的在1996年后又持续得到强化的日、美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通过这三个环节，把日本的防御政策、军事力量动用和台湾问题挂起钩来，实现了一个法理的对接。
阮：我们过去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说，日本即使是用了“周边事态法”来协助美国，它也只不过是在后勤上向美国提供协助、提供飞机的起落，跟现在的状况有什么分别？现在日本本来就是扮演这一角色？
杨：战后日本几十年，在日本和平宪法尚未被废除的情况下，日本已经做了很多从本质上来讲并不符合和平宪法的事情，这在过去都有一些论文的表述，用最不客气的话讲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甚至也跟日本朋友讲，尽快结束这种状况，这样会有损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因为你纸上所写的原则与你所做的并不一致。
阮：所以，日本要存心介入台湾海峡两岸事物的话，它改不改宪法第九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阮：从您研究日本问题跟他们接触的情况看，它的一般的国民同意日本在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冲突时介入吗？某种程度的介入也好，全盘的介入也好，他们的心态如何呢？
杨：这个问题取决于台海具体的情形，如果我们设定是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迈出下一步，大陆忍无可忍，要“教训、要惩罚”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想日本国内一般市民支持日本政府以协助美国政府军事力量干涉台海问题的比率是非常低的。
阮：那跟美国一样，美国民众一般也是这个看法。
杨：如果用8个字来概括日本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心态的话，就是“心有所思，决心难下”。他们肯定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究竟介入不介入？以什么方式介入？但是下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不是一个军事技术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法理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是21世纪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抉择。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台湾与大陆之间究竟选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决策问题，对它来说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阮：最近陈水扁他想“经过”日本到美国、到巴拿马去，日本政府一口拒绝了，从日本拒绝的行动上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杨：就是刚才我们概括的两句话，是在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当今围绕台海局势国际形势的一个展开，或多边的一个较力，国际因素对台海问题的作用都在强化。像去年年底，台湾当局搞成那样一种火急火了的姿势的时候，还有这次要求过境日本（关西机场而不是东京机场），日本政府明确的予以拒绝，就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是非常谨慎的，不希望台湾在这个时候惹事。如果因为台湾一意孤行惹出事或有些什么动作引发了大陆方面有什么惩治措施，谁也帮不了它，我想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心态。
阮：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两岸发生冲突时，日本的军力有力量干预吗？
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圈内同行所发表的一些军事力量方面的文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应该说日本是具有这个力量，它干预的结果、干预的程度生成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能够染指这个事情，这个实力还是存在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日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要迈出这一步很难。
阮：作为日本来讲，当年对日战争的后果他们也知道，中国当时在战力上差日本很远，就那样，日本没打赢，让日本灰头土脸，这种教训，日本社会的一般人士包括日本的政治界人士，能够吸取吗？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杨：在战后的日本，出现了一个断层或者说是一个思维的停滞，因为和日本战后所采取的路线是有关的，那样一个路线下面，重经济轻军备，战略安全问题都委托美国去办。在那样的情况下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文学家，但研究军事战略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在那样一种大的框架下，他不需要，甚至是研究了还会惹来麻烦。所以，在那样一条线上，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样考虑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当然在冷战结束前的日本，确实存在一种在对华关系上、对于过去的一种忏悔的心理、一种愧疚的心理，但是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而没有在理论上去概括和升华。但现在的日本社会也有人倾向用军事的或武力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确实也是一个现实，我想日本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阮：我坦白的再问你一个问题，从日本目前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政府、民间，会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不惜一战吗？
杨：要分析这个问题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的变量因素是非常多的，如果简单的下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是不会！
阮：非常谢谢杨波江先生的精辟分析，让我们了解到日本对台湾问题、对两岸问题的取舍，我们大致有了一个概念。
第三部分 时事评论第24节 龌龊的“大选”如何收场
3月20日的台湾“大选”结果被许多人称之为令所有专家跌破眼镜，因为选前为各方一致看好的“泛蓝”连战、宋楚瑜阵营，竟然以2。9万多票的些微差距输给“泛绿”阵营的陈水扁。
其实，即使用“不严格”的标准，这次台湾大选所出现的这种结局，并不能算是各方跌破眼镜。因为，所有的预测和分析，都从“正面”、从传统、从逻辑的角度去判断，从来没有人能想象，“泛绿”阵营居然能用作弊的手段，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上演这么一出选举戏码。
“泛蓝”阵营在2000年曾输掉“大选”，照理说，那次失败逆转了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执政”的局面，受创极大，也尝过失败的滋味，这次再败，应该能承受。但是，选举结果揭晓后，“泛蓝”阵营人士越来越不服气，力主以反对手法抗争，向司法部门提出“选举无效”的诉求，原因在于这场选举涉及许多假票、冒投，乃至于运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