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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中，这条路线被评价为：虽然有点陡，但却是一条非常美丽的路线。
直到今天，出发时的那种惊讶还能体会到。旅店的小院子里站了很多人，这是我们住进来后第一次见到的，清净的院子热闹起来。王勇峰在和老板闲聊，我们的向导都是老板负责找的。
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3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了，他自我介绍，他叫杰夫瑞，是我们的向导。他一指身后，他们是你们的背夫。我们所有人的嘴巴都张大了，足有十几个人。老板对王勇峰说，公园有规定，每个背夫只能负重20公斤，超过了是要被罚的，在公园门口有称重的秤。我们数了数，一共13个人，而我们，只有6个人。13个人中，我只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杰夫瑞，一个是最矮的那个，他叫八月。
我们这支队伍的技术装备基本上留在了酒店，根据他们的介绍，山上3年没下雪了，穿着普通的山地鞋就可以登顶。我们只带上了睡袋、雪杖，墨镜，防晒霜、相机，他们两人的雪套都没有带。而我们的食品也都留下来了，老板说，山上都有，带些自己特别需要的就行了。我们几个记者很高兴，原来这么轻松，背好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有点儿犹豫，这是登山吗？他们俩不停地嘟囔，怎么跟旅游似的？
惟一一件不太顺利的事情是中央电视台的专业摄像机成了负担，公园规定，不能进行专业摄像，以保护公园的资源。于是，酒店老板帮助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摄像机装在大背包里，当作装备背上山，他说，你们走的那条路线人不多，也不会有检查的。我们哪里想到，那条路线何止人不多，根本就是没有人。于是，装摄像机的背包成了潘燕生的追踪目标，背摄像机的人就是八月。他的步伐和八月一样，到了突击营地也不示弱，潘燕生被判断为最具登顶实力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八月的跟踪。
李致新把东西又检查了一遍，其实最重要的是检查国旗。四面国旗仔细叠了好几遍，又包了几层塑料袋放在背包的最上面。放好了又拿出来，分开，再包。“万一要丢了，好有个备份。”我们说：“你怎么像神经质，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一面国旗？”他不说话，来回折腾。终于，自己满意了，说：“没问题了，看看你们的东西都装好了吗？”
除去我们的个人装备，背夫们也杂七杂八的有很多大的麻包，后来才知道，直到最后一个营地还能吃到的水果就归功于这些大包。
吉普车走到森林边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正式攀登了。
我们的车子是英式吉普车，一看岁数就不小了，走起来稀里哗啦地响。大约行驶了十几公里，我们到了Ｕｍｂｗｅ村。
街市和中国南方的小村子没有什么区别，路两边是小饭馆，小商店。我们被杰夫瑞熟门熟路地带进了一家，看样子是定点餐厅。随便吃了点儿东西，继续走。
在这里，头上顶着香蕉行走的基本上是妇女，男人们都在闲聊，抽烟，大声地放着音乐，80年代板砖录音机在这里最流行，随身听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在剧烈的音乐声中我们离开了小镇。如果有一天，你能路过这里，不妨多停一会儿，因为下山走的是传统路线，没有可能看到那些抽烟的男人们。
再继续行走5公里左右，我们到了森林边上。森林是极其茂密的那种，中间穿插着很多已经枯黄的树干，李致新说，是因为太密了，照不到阳光的就自然淘汰掉了。
在森林的不远处有公园管理处，他们要检查我们的公园许可证，这些已经在马兰古酒店就办好了。公园管理人员居然准确地问：是中国人吗？这不多见，我们通常遇到的是：是日本人吗？在山上，我们一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如同李致新和王勇峰在海外登山的每次经历一样。
离开检查站后，继续走6公里左右。木牌做的标志出现了：左边是登山路线。而吉普车也没有了行走的路。背夫们把所有的装备顶在了头顶。在一条小溪旁边，我们出发了。杰夫瑞说，我们大约会走3个小时左右。
我们是在壮观的森林里出发的，行走在高大的林木中，有点像云南的西双版纳，脚下的落叶很厚，走上去软软的，很重的湿气从四周围绕过来。
鸟鸣声是不断的，还有一些小动物在你不留神的时候从灌木丛里穿行，有一段，可以听见白叶猴的交谈声。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出了森林，在灌木和高山草甸交接的环境中穿行。
雨下了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雨，是暴雨，但不同于北京夏日的暴雨，很有耐性，不知道天上到底存了多少雨水，不知疲倦的没有休止地倾倒。我们的风衣很快抵挡不住了，食品袋也上阵了，把摄像机保护了起来。我的怀里也被安排了一台家用摄像机。因为它，人也不敢站直，怕雨灌进去。
脚下很快就有小河淌起来，很明显，我们在上升，雨水汇集着向下滚滚而去。这种上升让我们都有些吃不消。最胖的张伟已经在呼呼直喘了，王勇峰给他鼓着劲儿，鼓励他，千万别停下，否则会感冒的，可张伟还是不行，王勇峰说，我给你数数儿，到50，你就歇一下。
开始还蛮有兴致地听他们俩逗贫嘴，慢慢地，我也不敢等了，身上越来越冷了，能感觉冰凉的雨水已经浸透了内衣。
雨，还是没有歇口气的意思。而且，雾也上来了。向左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右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前看，白茫茫的雨水；向后看，依旧是。恐惧感突然袭上了心头。因为怕雨水灌进鞋里，我一直左跳右蹦，躲着已汇成溪水的水流，这会儿，有点担心自己偏离了路线。
我喊了一声，没有应答。咬着牙顺着水流的上方走。这时候，杰夫瑞的身影出现了，他拄着雪杖很威严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他那样子像位将军，当然，将军的披风只是一件黄色的雨衣。
我如释重负，要是在这里迷了路，就会有冻死的可能。杰夫瑞看我上来了，转身继续走，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等我走到近旁，指着地上的一大堆粪便说：大动物。足有直径40厘米的一堆粪便。这堆粪便让我不再选择路线了，鞋子湿就湿吧，总比大犀牛什么的追来强。
大约上升到了海拔2900米的地方，有一个岩洞，那是我们的宿营地。但我们并不住在洞里，洞是用来做厨房的。我们到达洞旁边的时候，帐篷已经搭好了，炊烟也飘了起来。李致新和王勇峰惊喜地大叫：到非洲登山就是不一样。
的确，他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待遇？在哪座山不是自己扎营做饭，而在这里，简直是旅游一般。2002年，中国登山队在乞力马扎罗组织第一次海外商业登山时，教练次洛，这个在24岁就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藏族小伙儿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真的是旅游呢。
在乞力马扎罗，登山旅游是当地人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作为一项旅游项目来开发，所以服务是非常完善的，这也是很多人从这里爱上登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来讲，传统路线的第一个营地通常是设在海拔1800米左右，上升速度慢可以使攀登者有一个良好的高山适应过程。在此四年之后，2002年，王勇峰带领国内一个业余登山队攀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也把营地建在了海拔1800米的地方，在漫长起伏的山路上完成适应，但营地海拔低就意味着要多走路。
刚把身上的东西安置好，杰夫瑞叫我们到炊事帐篷里吃饭。
帐篷里铺着一块地毯，我们的餐具已经摆好了，晚餐居然有烤肉和水果布丁，应该说，我们是在无比惊喜中吃完的晚餐。晚餐之后，王勇峰突然认真地问：咱的消毒纸巾呢？大家狂笑起来。因为是来非洲，大家做了充分的卫生准备，餐具，消毒纸巾一应俱全，这会儿，只有自嘲了，杞人忧天。
第二天的路线更加陡了一些，很快就行走在高山草甸中了。早上出发的时候，王勇峰嘱咐我们别穿备用鞋，以免到了高海拔没有替换会把脚冻伤，谁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更大的雨等着。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难以相信，我在那个时候能做出那么伟大的事情，可以把热呼呼的脚放进又凉又湿的鞋里。
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登山原来是一件可以夺走性命的事情，我当然也不知道登山是一件可以让人从此无法自拔的事情。我一直想追问这个原因，直到那一天，听见“迪克牛仔”唱：爱上你是一场宿命。我才知道，这原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两天之后，李致新、王勇峰他们突击顶峰的时候，我们从突击营地下撤。艰难的俯下身去抚摩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控制不住泪水，我甚至无法回头去寻找云雾中的山峰。如果到了那一天，告别这世界的那一天，我也会无法回答自己，当年的泪水究竟是为了什么。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6）
三点钟，两天没有见面的乞力马扎罗露出了面容。
那么近，仿佛翻过眼前的这个坡就能踏上雪了
在路上，发现了两个岩洞，在岩洞下面，我们曾经避了一会儿雨，午餐也是在那里解决的，三明治和热茶热咖啡。
大约在4个小时的行军之后，下午2点30分，我们到达了海拔3700米没有雨的2号营地。让人兴奋的是，太阳居然出来了。我们一通忙活，把所有的衣物晾了起来，正把营地铺展得五颜六色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山！
3点钟，两天没有见面的乞力马扎罗露出了面容。那么近，仿佛翻过眼前的这个坡就能踏上雪了。王勇峰笑着说：“看着近？去年6月在厄尔布鲁士，也感觉是伸手就能摸到，结果走了6个小时，累得李致新直想睡觉。”那一次，在海拔5300米的雪地上，体力不支的李致新昏睡了15分钟。
尽管离着远，李致新和王勇峰还是朝着雪山走了几百米。
营地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植被了。惟一能找到的是两棵雏菊，紧紧贴着地面。
吃晚饭的时候，王勇峰有些不对劲了，总说头晕。李致新说，肯定出问题了，我看他几次把豆腐干拿到嘴边又放下了，要是平常，早就狼吞虎咽了。14年了，他们俩相伴相随，太熟悉对方了——对方的脾气性格，对方的生活习惯，甚至对方的呼吸和步速。
不到6点，王勇峰就钻进了睡袋。营地沉闷起来。在山上最怕感冒，更何况，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坦桑尼亚，我们最怕的就是得病。看着我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李致新反而笑了：“你们太不了解王勇峰了，这十几年，他靠什么登山？不单是实力，还有忍耐力，超人的忍耐力，这点小病没什么。”他正给大家吃着宽心丸，雨又来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大家喊着跑着，把衣物往帐篷里扔。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一看电影《大话西游》就忍不住大笑的原因。电影里，唐僧大喊：“打雷了，下雨了，快收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