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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王勇峰倒进了帐篷的时候，一个拣木柴的搬运工丢了。杰夫瑞分析会有三种情况：被大野兽吃掉、摔伤不能动或迷路失踪。而登山过程中的失踪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死亡。我们的心头又笼罩上一层阴云。
快8点了，那个捡木柴的搬运工还没有回来。杰夫瑞和李致新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制高点，点燃一堆大火，希望那个可怜的人能看到。
夜是这么黑，只有杰夫瑞的手电一高一低地晃动着。
我们在营地留下的蜡烛也在忽明忽暗地指引着他回来的路。
一路上，雪山就陪在我们的身边，山下是碧绿的非洲草原和花儿一样的云朵
第二天早上，我们是被王勇峰的声音叫醒的：“快出来看雪山呀。”
雪山清晰可见，触手可及。向山下看，碧绿的非洲草原，花一样的云朵飘浮在上面。出发的心情像天一样晴朗。
9点钟，我们向突击营地进发。终于可以用上防晒霜了，我们仔细地在脸上涂抹的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指着山顶上的一团蘑菇云说，看样子山上要有暴风雪。
1992年，在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他们见过这样的云，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夺去了十几个人的生命。
1995年，在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云，那一次，他们连续上升两个营地，抢在暴风雪前登上了顶峰。
可现在是在非洲呀，在赤道附近，在南纬3度的乞力马扎罗呀！我们无法把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和暴风雪联系在一起。况且，乞力马扎罗已经三年没有雪了，去年8月才开始恢复降雪。
一路上，雪山就陪伴在我们的右侧，植被也变成了高山草甸。一边走还一边想，如果上中学的时候来这里学地理，肯定一下就明白什么叫植物的垂直分布了。
出发不久，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了的搬运工，原来，他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
最高兴的是杰夫瑞，他的工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加小费能挣100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导，没有大的过错才能升为向导。
杰夫瑞做向导已经有五年了，在当地是很有地位的。也显得很有经验。下山后，李致新让大家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再做一些后续的交接。第二天，杰夫瑞很早就来到了我们住的酒店，而且穿了一件颜色艳丽的衬衫，一条西裤，很正式的样子。
寒暄了一阵之后，他很委婉的说，如果大家对他的服务满意，能不能把小费付给他。李致新一下子笑了，我们也是计划把装备清理一下，当作礼物和小费送他们的，我们见过下山的队伍，在院子里围成一圈，会把身上的衣服和用不着的装备送给他们，很多登山者在告别的时候，脱得只剩一条短裤。
看来，首次和中国人合作，他们也有担心。
听清楚李致新的意思，杰夫瑞很高兴，还说，很多人愿意到当地的人家看一看，如果需要，可以去他家做客。
比起周围的人家，杰夫瑞家的房子很新，但也只是土坯的，全家只有四个字：家徒四壁。惟一值钱的东西是两个登山装物资用的大圆桶，他说，是登山者送的。杰夫瑞自豪地给我们看他的大桶似乎是在炫耀他的成绩。
一个小时之后，杰夫瑞叫住了我们，让我们回头去看：2号营地已经被浓云罩住了，“那里在下雨”。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雨。
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除了大脑还能想事，不要说聊天了，甚至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太阳火辣辣的晒着没有包裹起来的皮肤，仿佛发出哧哧的烤肉一样的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也不想了，只有两条腿在机械地运动。
王勇峰却似乎有无穷的力气，走着，唱着，和我们耍着贫嘴，跟长征中的文工团员差不多，就差一副快板了。大约是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最后就反复唱他新学的一首：《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我们用力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唱得好。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不要说感激的话了，就是感激的笑容也做不出。
越走，草越少，遍地火山岩。云雾又从身后包抄过来，大家加快了步伐，两天的大雨已经吓坏了大家，谁也不想享受雨中漫步了，只想着赶在雨前到达海拔4750米的突击营地。
乞力马扎罗是一个上演人间故事的舞台，在不足70公里的攀登路线上，很多人发现了自我
只有这一段路是和传统路线重合的。在这之前，传统路线基本上是在高原草甸上行走。对于我们来讲，最幸运的就是，见识了乞力马扎罗的两张面孔。下撤时，我们走的是传统路线，一比较才发现，我们走的那条路线很寂寞，竟只有我们一支队伍，可在传统路线上，赶集一样，上上下下都是人。
那是一支来自荷兰的老奶奶队伍，六个人都在60岁以上，双手拄着雪杖，喊着号子往上走。还有那个肯尼亚的小伙子，背着一把大雨伞，扛着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独自行走。也有来自美国的一家人，儿子嫌太苦了，半路下山了，老爹带着老婆女儿一路生着闷气继续上。
在1990年，曾经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来这里攀登，他们是来自美国的12名19岁到30岁的弱智人，他们要用8天的时间登上这个有雪的非洲的山。据说，25％—30％的攀登乞力马扎罗的人获得了成功，但这支由弱智人组成的队伍要用他们的努力显示他们的决心，他们说：“挡在我们面前的和落在我们身后的一切若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个叫杰夫的小伙子从很小的时候，人们就叫他“傻子”，但他一直坚持着学习。他说：“我学东西比较慢，但这对我来说，也许就意味着，学得更好一些，学得更多一些。”在乞力马扎罗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他用那双满是水泡的脚走在最前面，他喊着：“没问题，我拥有全美国最强健的体魄，我要全力以赴。”
最后，终于有五位队员登上了顶峰。他们铭记了山上的一段碑文：我们要奋斗，要用希望代替失望，用爱代替恨，要把尊严还给那些受到过羞辱的人们。
在这支队伍之后，还有轮椅登山队、盲人登山队先后登上了顶峰。
而到了1993年，美国一位职业妇女把30多位乳腺癌患者带到了山脚下。她本人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在和癌症进行了5年的斗争后，她决定采用环境疗法。医生建议她，试试简单又见效的运动。于是，1993年，这位名叫罗拉· 埃文斯的女人组建了这支有一位医生在内的登山队。她们成功地登上了顶峰。从那以后，每个人的病情都有所减轻。这样，在1995年1月，罗拉又在30多人中挑选了12位身体条件较好的，获得了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许可。
其实，以登山作为抗癌手段早在1987年就有人实验过，7位日本癌症患者在医师的指导下成功地登上了欧洲西部最高峰——勃朗峰。他们到今天也活得很好。
但更多的人，是在这里寻觅心灵的故乡。
1997年，奥地利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把圆号背上了顶峰。在他的家乡，一支乐队已经在等候他的前奏了。他们相隔万里完成了《维也纳圆舞曲》演奏，他要这样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一位攀登过乞力马扎罗的老人。
乞力马扎罗，这座非洲惟一的雪山，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象征。韩国有一位著名的歌手赵容弼，他的上百首歌曲为人传唱，其中就有一首《乞力马扎罗的豹子》，尽管，他没有到过非洲，没有见过乞力马扎罗的雪，他却唱着：
我不应像风一样来，像露水一样消失／我要留下我的足迹／我不要像一缕青烟飘去／要像火焰一样燃烧／不要问我，不要问／为什么要爬到那山顶／没有人会理解我的孤独，还有燃烧的灵魂。
不知是云还是雪，在高高的乞力马扎罗上／今天我也将启程，背起背包／在山里遇见孤独和它握手／哪怕我也变成那座山。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7）
到了突击营地，我不行了，高山反应袭击了我一人
5个小时后，突击营地到了。
恐怕再没有哪座山是可以一天之内从荒漠走到冰川上的，只有乞力马扎罗。
建立在高山荒漠上的突击营地是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所有路线的最后汇合点，这里叫作基博木棚。
营地到处都是白人和他们的挑夫，人来人往很热闹，给人的感觉像到了集市。要不是那块标着基博木棚海拔4750米的醒目木牌，真不敢相信这是登山突击营地。这里有三栋石头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可容纳60名登山者。另有两排类似中国北方平房的建筑，一排是厨房，一排供管理人员居住。
我无心去参观那些石头房子。头剧烈的疼痛，胃里也开始难受了，我怀疑是路上吃三明治的时候呛着风了，又怀疑是三明治里的西红柿是不是坏了，闹肚子了。总之，想吐，头疼。李致新和王勇峰也在猜测，他们也不能确认是高山反应，在这里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吧？先给我吃了一堆感冒药，王勇峰去找医生去了。
高山病是登山活动中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登山协会高山医学专家李舒平的名言。据统计，进入海拔3000到5000米的健康人，大约一半会发生各种高山病。高山病是登山死亡事故的第三大因素，名列一二的是滑坠和雪崩。
最常见的高山病是急性高山反应，轻度就像感冒。反应敏感的人在1800米左右就会出现高山反应。每个人高山反应的程度都是不同的，即使是汉族人，也有人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没有反应。每个人的生理反应也不同，有的人是头疼；有的人是睡不着觉；有的人是胸闷；有的人是吃不下东西；有的是全身无力。
我是所有这些症状都有。后来无论是去植被丰富的梅里雪山，还是去青海的玉珠峰、西藏的珠穆朗玛峰，高山反应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我。尤其是在珠峰大本营，我甚至感觉自己已经脱离开了躯体，我能听到人们在和我说话，却不能回答，不能动，像是进入了一种梦魇。高山反应可以夺人性命，但只要妥善处理，谁都可以适应，登山队的队员们说，都是人，谁没反应呀，就是看谁能扛。
王勇峰很快就回来了，带回了一个挪威的医生，老先生也是登山者，本人是个高山病专家，他给了我几片药，安慰我，没事，迅速下山，慢慢就好了。
药片下肚十几分钟，我吐了起来，开始还穿上鞋离开帐篷吐，后来，连穿鞋的力气也没有了，帐篷边被我吐得一塌糊涂。大家有些慌，李致新说：“王勇峰，快去问问老头，给的什么药呀。”王勇峰跑遍了营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