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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9·11’之后，安全工业繁荣起来，它提供给我们的项目参与者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已经帮助了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时装模特。我们在拉弗劳伦公司（Ralph Lauren）给他找了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他希望有一天能进入拉弗劳伦公司拥有试镜的机会。”
我们问罗德尼，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中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在政府面临财政赤字并预算紧张的时期，是否很难从政府方面获得与就业相关项目的资金？他回答说：“事实上，政府也浪费了很多资金，如果仅仅把那些浪费掉的资金用到类似我们这样的项目中来，也足够训练和雇用未充分就业者了。我们的项目是国内唯一的站在需求者一方的项目，是真正关注于使人们获得工作的。其他的许多项目提供咨询和就业准备，却不能实现实际上的就业——他们只是把人们包装起来，却并没有为他们找到真正的雇主。”
对于那些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帮助人们的项目，罗德尼·卡罗尔并不感兴趣，“我非常关注结果，这是由我的商业背景决定的。并且，我认为所有的非盈利组织都正在发现这点，他们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逐渐完善自我，真正给人们带来预想的结果。历史上，非盈利组织都是靠福利而生存的——它们必须依赖施舍而生存。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这是一件好事情。”
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帮助人们寻找工作的方式在逐渐改变，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事实：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人们对合作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致力于促进合作的社会组织也必须做好准备，适应这种变化，寻求发展。如今，罗德尼领导的组织接受的捐款已经相当少了。“我们不再是以乞讨为生的合作基金了，我们希望能通过努力，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最终向雇主提供合格的雇员。我们已经有许多这样的计划，例如，我们已经与全球最大的建材家居零售企业美国家居货栈有限公司（Home Depot）签订了一份8万美元的合同。”
显而易见，罗德尼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工作是富有挑战性和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怀疑，在以利润为驱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他是否失去了竞争力。“实际上并没有，”他告诉我们，“2000年，我出席了一个关于福利改革的会议，这个会议在小镇的会议厅召开，期间克林顿总统公开会见了我。这以后，我的公众形象有了一定提升，并收到了很多具有诱惑力的邀请函，包括一个在联邦快递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职位的邀请函，在拥有40万优秀人才的联邦快递公司，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那种居于高位的罕有的荣耀，但是我拒绝了这份邀请。我越想那份工作的分量，就越认识到我已经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找到了真正适合我的位置。”
“我相信，我正在做我注定要做的事情，这真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团队的力量》 合作的力量现在，谁是老板？（1）
——从总经理到保洁员
如同不断高涨的潮水能抬高所有的船只一样，合作能使各方都获利，彼此没有地位高低、优劣之分。
——约翰·肯尼迪
每当向洛斯酒店员工发言的时候，我总是要强调第一线员工的重要性。“毕竟，”我说，“你们每天都在第一线和顾客接触，最了解我们的顾客。而我呆在纽约第六十一街的办公室里，没有像你们一样，每天在前台做接待，为顾客整理床单，在餐厅倒咖啡，管理旅行箱或者为顾客洗衣服。”
2003年6月，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亲身体验我们第一线员工的日常工作，做了他们平时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轻松。
作为一名接待员，我护送顾客去他们的房间，给他们提行李，帮他们找自动调温器和染发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微笑。
作为一名服务员，我给顾客送咖啡、果汁、煎蛋卷和薄烤饼，努力记住复杂的服务步骤以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且不能把这么多顾客的名字给记错。
作为一名工程师， 我要负责白炽灯泡的更换，管理酒店的照明，还要修理坏了的冰箱。暴风雨来临前， 作为泳池服务员，我得及时跑过去收拾毛巾和休息室的折叠椅。作为房间整理人员， 我还把床单给换了， 并擦洗了厕所、清扫了地毯。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出于一个电视节目的需要。 纽约泰晤士（Times）电视台的马特在看过洛斯连锁酒店的资料和了解我的背景后，觉得我非常适合作他们教育频道（T一个系列节目的新主角。
“我们的这个节目叫《现在谁是老板》，” 他说，“按计划，我们要让不同领域的执行总裁亲自体验他们底层员工的生活，让他们接受底层一线员工的培训。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公司的大人物们在一线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观众想要看的。我们很想让乔纳森·蒂施做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受害人——担当主角。”
《现在谁是老板》是对现在主流电视节目的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反潮流。它的乐趣在于，找一批曾经任职或者在任的总裁从事底层员工的工作，无论他们的头衔有多大，只要你想在节目中看到就能找到。你能想像，史蒂夫·沃伊在他的一间娱乐场做赌场总管会怎么样吗？已退休的克莱斯勒主席李·亚科卡在汽车装配线上焊接部件又是怎么样的？或者，惠普总裁卡莉·费奥莉娜，面对客户针对他们新出的电脑提出的敏感问题，在客服中心接听电话。大部分的员工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只是希望，我所必须承受的东西，老板们也能够体会，一次就好。”《现在谁是老板》便会让这种愿望成为现实。
我猜测，在很多公司，这个电视制片人的计划都不会很顺利。但在洛斯酒店，这个想法很快就在我身上实现了。大家都知道，公众场合我也是个喜欢冒险的人（我想是在迈阿密海滩做演示录像时，我化了装在街道上蹒跚的滑稽形象让我得此殊名的）——当然，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我估计，我们公司的员工们也想在国家级电视台上看到他们的老板拖行李箱、消毒浴室和擦洗盘子的样子。
我们安排了一周时间，我在洛斯迈阿密海滩酒店先训练，然后处理一些业务上最艰难的初级工作——由一队摄像组紧跟着拍下我每一个让人难堪的画面。
这份工作我干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艰难的事情我想就是整理房间。首先，这是项体能的挑战。光想那小推车，装满了床单、毛巾这些等待清洗的物品，推着它通过狭窄而漫长的酒店走廊，就足够让我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了。而且，你必须清洁每一个房间的每一处表面，包括厨房、浴室墙面、浴缸、厕所等；要放置干净的毛巾、浴巾、洗碟布；重铺床单、地毯洗尘……每天要整理大约14个房间。我承诺要做一天的房间整理员——是他们让我们的旅程更加舒适和愉快，看到他们所做的贡献和辛劳，相信每一位酒店顾客都会产生敬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房间整理的工作在心理上也有难度。除了团体早会和午餐休息的时间之外，房间整理员都必须独自工作。这个过程是非常孤独的。同其他服务岗位一样，你有时必须面对一些客人恶劣的品行。虽然绝大部分酒店客人都是文明的。你可能并不知道，等待房间整理员清理的房间有多么的脏乱。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很好的宾客。但当我度过在迈阿密体验工作的一周后，我决定在以后住完酒店后，更加仔细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房间整理员的工作非常劳累，那种腰酸背疼的体验使我比从前更感激他们。
在深色头发、眼睛明亮的主管萨拉·露易斯的督视下，我挣扎着整理完了一套房间。一个看到我努力工作的房间整理员说，这活要连续干上一周，才有可能完成每天14个房间的任务。后来，在节目播出的时候看到房间视察员玛丽亚·爱特丝对我工作的评价，真是羞愧难当。一走进房间，玛丽亚就注意到，我用吸尘器并没有把所有的尘土都清理干净：“这个房间不干净！”她非常愤慨地评价（事实确实如此）。
我所亲历的其他工作也同样很有难度。我在厨房的时候，为赶制订做的薄煎饼供早餐使用，就像牧场工人一样被人吆喝。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在这个过程中，我被烫到了三次。当这天终于结束，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酒店员工们都对我报以同情的慰问，送给我一个装了邦迪创口贴、洗手液和烫伤药的篮子和许多写了“很快会好”的气球。
还有洗衣店的工作，我也才发现，这份工作就像老战争片中放的照看锅炉的差事一样。可以想像，你必须一天时间都在酒店内部一个酷热、黑暗的房间，听着巨型洗衣机和甩干机翻卷着数吨床单、毛巾和桌布的轰鸣声。
事实证明，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比想像得更难。被安排做前台，做来宾登记时，我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我十来岁时就做过相同工作，当时是在我们纽约西部的美国文史酒店（我们后来出让了产权，现在由喜来登酒店经营）。但是，即使是如此相近的工作也出现了遗憾。我的第一个难题是掌握电脑登记系统（在我十来岁的时候，酒店都还是用一式四份的老式卡片登记的）。我实在不想开始工作，直到我确知如果我不会按键，整个酒店的生意都会慢慢停止下来。
后来，酒店服务之星马赫诺什·杰汉格经理对我的录像进行点评时，他指出有很多方面都应该做得更好。比如我没有扣上我的上衣钮扣，我经常用手指指指点点（这是应该严厉禁止的），还有我在工作岗位经常表现得情绪消极和不耐烦。“这种身体语言对前台工作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马赫诺什轻蔑地说。
《团队的力量》 合作的力量现在，谁是老板？（2）
此外，还有许多小困难。我觉得有些岗位的工作服穿起来很不舒服。坦白讲，我从来就没穿过任何制服。我就喜欢穿休闲裤和T恤衫。我最不喜欢的打扮是房间服务员的装备，黄色背心和小蝴蝶结领结。几小时后，我便汗流浃背，聚酯短裤和贴身的衬衫使我极其难受，那种难受程度超出我的想像。使用聚酯材料理所当然：制服必须每天清洗，而其他织物相比更容易磨损。可我还是庆幸我的日常工作不用穿制服。我觉得我工作时穿这种衣服实在是很难保持微笑——尽管我让我的所有雇员都要如此。
在这周的一线工作中最令我难受的经历，可能是最不易被人察觉的，可能一百个人都没有一个能够发现。
有一天，我做宴会侍者，穿着合体的制服：那讨厌的蝴蝶结领结、白色衬衫和黑色短裤，全都是聚酯材料的。就这样，从我办公室出来去宴会厅路上，我和两位穿着商务套装的经理乘坐一部电梯。我们停在了第四层，因为有位客人要上。当客人步入电梯时，他看了看我的同事杰弗和艾米莉，微笑致意，然后瞄了我一眼，看了看我的制服，就调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