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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变化的情景，陈映真还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八七年，在没有革命、政变，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构造性变革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由上而下地接续和接受了一九五０以降旧国民党的权力。随着时日，台湾朝野资产阶级共同继承了国民党尸骸所遗留下来的遗腹儿——反共、亲美亲日、反中国、两岸分断的固定化的政治和政策。
七０年代达到高潮的、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的突破，不旋踵到八０年代遭逢了全面性的挫折和转折。这是中国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本土论创造了它的异己物——反中国的本土论——而异化，抑或内战•；冷战意识形态（肯定）与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否定）的对立斗争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左翼传统的溃绝，进步理论•；思想积累的弱质，等等），使否定的否定中挫，无法使否定超克肯定，完成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建设——这虽是有待深化探讨的课题，但小论的作者以为，台湾左翼传统的弱者，和战后台湾左翼在知识、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的贫困和极端艰难的处境，是造成八０年代以降反动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
七０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弹指间竟过去二十年。环顾今日台湾，……相对于七０年代强烈的中国指向，八０年代兴起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论被对中国憎恶和岐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
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七０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这是不堪回首之余作出的痛心疾首的总结。科学，精辟，深刻，有力，充满了理性的思辨，而又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就是凭着这种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陈映真，作为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从40岁到60岁，一路战斗着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20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陈映真和他的战友们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历史，就是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统独论战的历史。
这里，我们先看他们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本土化、自主性的“台独”谬论。
第一、论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50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50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大地》10期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不同。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绝对不一样。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彭瑞金、郑炯明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化”、“自主性”，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2）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者，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是，“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做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陈映真还指出，那些引起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在后一篇文章里，陈映真则辨析了“台湾文学”这四个字的复杂内容，指出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所说的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就是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陈映真的批判矛头，仍然指向了叶石涛等人的谬论。
陈映真的主张，后来被他们认定为詹宏志“边疆文学论”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也遭到了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的围攻。陈映真以他的善良和对人的理解及宽容，没有一一反击。但是，他的原则立场却不含糊。在接受有关媒体和人士的采访时，还是要一一表明态度的。
比如，1983年8月，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就先后接受过李瀛、苏维济、韦名等人的采访，反复谈到他对台湾文学的看法。其中，韦名的采访，曾以《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为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当采访者问到“台湾乡土文学是不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时，陈映真明确地回答说，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陈映真说：
……什么文学才算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态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
但是纵观几十年来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时。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1987年5月22日《华侨日报》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访问陈映真的记录稿《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这是1983年11月11日陈映真离开爱荷华前夕，在下榻的五月花公寓，彦火对陈映真的一次深入访谈记录。访谈中，陈映真批判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暗潮”。当彦火说到“台湾本地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时，陈映真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
当彦火问到他“对目下台湾某些人强调的台湾意识文学有什么看法”时，陈映真就此展开了他的批判：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有一本文艺杂志，是党外一个战斗的杂志，水平很低，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我觉得乐观的原因是分裂派的理论说台湾的矛盾，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专政，这不是事实，因为台湾社会里是阶级矛盾，同阶级里面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好得不得了，不是民族问题。他这个主张和现实不对头，因而他这种主张的文学也不可能是好的，因为很简单，文学是反映现实嘛，……
说到所谓的“台湾意识文学”，陈映真还特别分辨说，“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台湾的乡土派“是反西化的一种文学”，“不是像现代派所讲，是台湾意识反对中国意识的文学。不是，在第三世界都有这个共同普遍的问题。”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10周年。《海峡》编辑部派人特别访问了当年论战的主将陈映真。访问记录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在《海峡》1987年6月号上。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
第二、分析“自主性”、“主体论”、“台湾意识文学”等谬论出笼的社会原因。
《海峡》编辑部的访问中，陈映真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眼前的“台湾文学”的问题。陈映真分析说，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
有些台湾作家是以外省人压迫本省人解释这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了解；所以心中就产生了悲愤。于是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探讨“台湾人”是什么？“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3）
陈映真说，像这样把“台湾/台湾人”当做问题来讨论，其实在50年代就已发其端了，陈映真简要地描述和阐释那一段历史是：
五十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