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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南人的看法，与杨逵完全吻合。他说：“为了适应台湾的自然底或人文底环境，需要推行台湾新文学的运动，但是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目标”，“应该放在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成份，而能够使中国文学更得到富有精彩的内容，并且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2）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文学”问答》里，杨逵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
问：那么，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但，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我们要明白，文学问题不仅是作者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问题，读者不能了解同情，甚至爱护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了解同情、爱护的文学，如果它受着独裁者摧残压迫，也不能消灭，反之，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事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正如这样，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但与它们的人民文学没有对立的。虽说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世界文学这个范畴里，都是可以共存的。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在进步的路线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对立可言的。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与风格。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5）
这里，杨逵讲得很明白，也很深刻。
一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能对立”，这“不能对立”，回答得很有内涵。杨逵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当时，已经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前文所说1942年至1949年间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岛内极少数地主士绅阶级中的反映。对这种“对立”的倾向，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是坚决的——“当然不能对立！”
二是，在台湾，这种“对立”的文学，就是托管派、或日本派、或美国派所生产的“奴才文学”。他们“独树其帜”，其结果，“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虽有主事的支持和鼓励”，“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
三是，日本文学中有帝国主义文学与人民文学之分，台湾文学与前者是对立的，与后者是没有对立的，“虽然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
四是，包括台湾文学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进步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对立，仅是只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
所以，游胜冠说，杨逵要“厘清台湾文学不同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说法，是歪曲杨逵的原意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当然可以对等来论说，作为中国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和日本文学，却根本没有对等的可比性。游胜冠如此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把不同范畴的“对等”相提并论，硬要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特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可以和日本文学相等，是自外于中国文学的一种台湾文学，真的显得他心术极其不正，手段极其拙劣文字游戏也做得极其无聊和卑下！
第四、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在讨论中，有人说，外省人说台湾人民奴化，本省人说台湾文化高，杨逵却说：“未必外省人通通这样说，本省人更不是个个都夜郎自大。说台湾人民奴化的人与说本省文化高的人都是认识不足。大多数台湾人民没有奴化，已经说过，本省文化更不能说怎样高，这里认识不足是因为澎湖沟隔着，而宪政未得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台湾人民未能接到国内的很高的文化所致的。”所以，杨逵认为：
切实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湾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为达到这任务的完成大家须要通力合作，到民间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心情，而给它们一点帮忙，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了解、敬爱的工作，进而可以成为通力合作的基础。
在杨逵看来，当务之急，仍然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到民间去深入生活，通力合作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杨逵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这讨论，这运动，当然不是为的“分离”“对立”，更不能也不会是“你争我夺”。
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发现定当的创作方法。这也就是今天需要一次嚷嚷，需要先来“一套锣鼓”的理由，但却不是，也不能是“标新立异”，也又不是，更不能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二个东西，怎么会有“一套你争我夺”的道理呢？
读杨逵、濑南人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杨逵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考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过去、当时和未来的。他强调的是中国的视野、中华民族的意识；他重视的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既要看到它严重的存在着，又要团结起来去设法填平这条隔阂的沟，目标只有一个——“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在杨逵的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本土论”，更说不上“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
第二、杨逵的所有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进一步巩固台湾人民认同台湾的意识和认同中国的意识融为一体的牢固观念，绝非像游胜冠所说的“台湾人民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过程”即使要说“调整”，杨逵的用意，也是“调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的观念上来。
第三、游胜冠多次说，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多台湾作家不敢讲真话，言外之意，杨逵的许多言论也是“屈世之言”。“文学台独”派一贯以“屈世之言”的说法，来为他们自己在过去说过、写过大量的有违今日“台独”文论原则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懦弱、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面貌，现在又以“屈世之言”论，来诬蔑杨逵了。写到这里，我们倒是要提醒游胜冠，杨逵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无可畏惧的爱国知识分子，“四•；六”事件中，他和歌雷，以及台大的学生张光直、孙达人等同被投入铁牢。杨逵是一位敢说敢当的人，只是杨逵的说法不合其意，游胜冠就不惜以侮辱他人人格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为“台独”张目的目的，这就更显得游胜冠人品和文品的并不高尚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
丧失民族气节美化皇民文学为殖民者招魂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举国上下，全民抗战，这使得台湾同胞坚持了40多年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广大台湾同胞热望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企盼着早日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似乎已经到看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亡前的疯狂，企图实现“大东亚圣战”美梦的日本侵略者，分别在朝鲜和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以期建立“战时体制”。台湾，进入了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新文学刚刚赢得的发展新高潮，旋即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八年间，台湾新文学走向何处去？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情景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妄图在法西斯高压下使台湾新文学蜕变为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而挺直了民族脊梁的台湾爱国文学家，则守望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家园，为反抗“皇民文学”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妥协、投降，摧毁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解放的精神，还是反抗、斗争，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引导台湾新文学走向新的胜利？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幸的是，这一段历史，在台湾文坛，现在也被篡改了。人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20年的时间里，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这真是文坛“台独”势力在痴人说梦。无情的历史，在纪念那些为反抗“皇民文学”而坚决斗争的先驱者的时候，也早就把“皇民文学”的炮制者、鼓吹者和推行者钉死在耻辱柱上了。
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坛“台独”势力美化“皇民文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战时体制与皇民化运动给新文学带来浩劫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将校率领1400余人的部队，举兵蹶起，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倒是得以免。哗变的部队占领了皇宫周边的永田町一带，要求改造国家，由军人执政。冈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东京戒严。29日，戒严部队开始讨伐，叛军投降。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上台。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2•；26”事件作出判决，17人被判死刑。7月12日，除矶部、中村外，其余15人被执行死刑。“2•；26”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但整个日本帝国的法西斯化进程加快了。比如，7月10日，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同时，又加紧了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这一年的11月15日，在柏林，日德两国就签定了共防协定。日本国内，几经动荡之后，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为了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比如，1936年6月3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法》公布。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的始政纪念日的庆祝会上殴辱爱国人士林献堂，制造了“祖国事件”。6月23日，日本政府为大力奖励来台移民，成立了秋津移民村。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20日，就实施了《米粮自治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0月，清水人蔡淑悔以中国国民党身份在台组织众友会，提倡民族主义，也立即遭到镇压。到193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