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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少数一些人和知识分子，自然受到民族的卑视。在大陆，他们是“狗腿子”、“汉奸”；在台湾，他们正是介于“两腿”的台湾人和“四脚仔”（日本统治者）之间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即所说的“三脚仔”。
“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1）
陈映真以为，“作为施暴者鹰犬的‘三脚仔’族”，如果不再看他们那些无耻的、凶残的“恶疾”，他们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作为施暴者的鹰犬的‘三脚仔’族，也成为被支配者、被施暴者民族的巨大的伤口”，因而，对于“大部分尚苟活甚至于活跃于台湾生活的过去的‘三脚仔’族”，他无意“施以严厉的指责”，但是，鉴于张良泽的“三脚仔”论歪曲了台湾文学的精神，他还是要指出这么几点：
（一）所谓“三脚仔”，不是“没有蜂起反抗的”支配殖民的“勇气”，而是不但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念，他们认同于殖民者，挖尽心血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诅咒、怨叹自己身上流的是“下等”的自己民族的血液，而不是统治民族的“高贵”的血液。以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耻。在日据时代台湾抵抗文学中常常受到嘲笑的人物，是那些说必蹩脚的日语，穿必和服，食必“味噌汤”的人，这正是所说的“三脚仔”。他们决不是不甘为“狗”（日本人），正相反，他们是抛却一切廉耻想要当“狗”的人。
（二）张先生似乎想要在“台湾史的四百年”中，寻找这样一种人：反对异民族的统治，也厌恶“同民族对立”的，既不认同于殖民者民族，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人种”。从而，张先生引喻失当地把这第三个“人种”名之为“台湾人”，即“三脚仔”！
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以无限制的贪欲和残暴攫取殖民地，其目的在掠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丰富原料，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并以广大殖民地为无防卫的、驯服的倾销市场。欲达到此目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改造……以文明教化泽被蛮夷之名，进行殖民地的建设。特别在教育一项中，无不扬揄殖民母国文明之发达，促成殖民地人民心灵的殖民母国化（例如日治时代台湾和‘满洲’的“改姓名”、“皇民化”）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从心灵上消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受到殖民者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便分成两种。其一，对殖民者的进步和文明、高尚，产生无限的崇拜，相对地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卑下，产生极深的厌恶。于是他一味要按着统治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努力继绝和自己民族的各种关系，并在思想、感情、心灵上认同于统治者民族。其二，殖民者的教育使他开眼，使他能认识到濒于灭绝的自己民族的悲惨命运，洞识殖民体制的榨取结构，从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以寻求自己民族的解放。第一种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三脚”知识分子，厌恶自己民族则有之，反抗异族则绝无；第二种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对统治者反抗，而这反抗正是以对自己的民族坚定的认同为基础。因此张先生所设定的既反抗异族 的统治，又不屑认同自己民族的第三种人种，现实上是不存在的。而以这第三种人种自居的人，往往其对自己民族的憎恶是真，其对统治的异民族之批评或反抗则是假的。例如，在近十几年中，在北美和日本有这理论：台湾四百年史，是台湾人在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和中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因此台湾应该从中国分离出来、走自己的路。说这话的人，反华的意识是真，但反西方殖民主义一点，就其运动和东西帝国主义关系之系之密切言，是欺罔之辞。
（三）有一种台湾史论，动辄以台湾的历史性格为言。从殖民制度的历史，从帝国主义发展史来看，台湾的历史，和一切亚洲、非洲、中南美洲这个幅员广大、历史古老的殖民地的历史，其实并没什么“独特”之处。西班牙占领北台湾、荷兰占领南台湾，以至于英国、法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疯狂鲸吞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方的时代，整个中国、近东、中南半岛、非洲和中南美洲，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帝国主义发展的基本上的共通性——一国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要求在落后国家开商埠，甚至占领别人的领土，进行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干涉等等，使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和列强帝国主义下的中国、越南、印度、非洲、朝鲜、近东、中亚，遭受同样的命运。殖民地台湾的历史，在世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中，失去了它所谓“曲折迂回”的、“孤独”的历史特点，反而彰显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历史中，被压迫民族的共性。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不但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有深刻的同一性，也成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篇章。
针对张良泽“三脚仔”的“偷生”、“隐忍”而“甘于做三脚的怪物”的画像，陈映真愤怒地指出
如果以这三脚人的画像，来界定“五十年零四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即张先生认识中有别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台湾人），毋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从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五十余年的日本统治下，台湾发生过多少壮烈的抵抗，这是治台湾文学史从而治台湾史的张先生，所不应该不认识的。正是从张先生辛劳而可敬的研究工作中，使战后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得以重新去认识到日据时代下台湾文学的宝贵遗产，即先行代日政下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巨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暴力之下，发出英勇的抵抗主义，对异族殖民者和台湾的三脚仔大加挞伐；如何在被压迫的生活中，怀抱着磅礴的历史格局。这些主题，也应该是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张先生所熟悉的。以“为了偷生百般隐忍”、“无蜂起反抗的勇气”、“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改姓名”、组成“国语家庭”的“三脚仔”精神，概括一切的台湾文学，简直是睁着眼睛诬蔑先贤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体制下，在当时所谓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结构下组织起来的“大东亚文学者奉公”中，确确实实地，和所谓“满洲”的汉奸文学家们一样，台湾也出现过这种三脚文学家，和他们的三脚作品（我不忍在此列出人和作品的名字，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和其他受压迫的同胞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作品，却使有良心的日本人——例如以研究殖民地文学著名的尾崎秀树，都不能不在认识到日本人为第一个施暴者的基础上，以沉痛的心情加以批判的。张先生当然更不能以这种文学者和他们的作品为台湾文学的传统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2）
说到用“三脚仔”精神来观照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
“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人生，是奴隶的人生；“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哲学，是奴隶的哲学。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的精神。
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张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为战后世代把日治时代伟大的台湾抵抗家们的作品，从尘封中整理了出来，而使战后的世代感铭不已的，不是奴隶的“三脚仔”的人生和哲学，正相反，是在抵抗中使奴隶提升为人的光明的形象。抵抗使奴隶成为巨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渺小若草芥。
日据朝代台湾文学中的反日本帝国主义精神，有一个明白的基础，那就是以中国祖国为认同主体的民族主义。离开这个民族主义，是无从理解日治下台湾文学的抵抗精神的。从前近代的、迷信的、封建的农民抗日运动，一直到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都在这个祖国意识的基础上展开。这是一切殖民地政治的、从帝国主义的辖制中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成了各受压迫民族共同的悲愿，也成为殖民地文学共通的主题所在。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从来没有介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中间”的文学。只有以汉民族的立场寻求民族解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而在它的对立面，也只有一味想洗清殖民地人“卑贱”的血液、一心一意要改造自己为皇民的“大东亚文学者”们或“决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学家”们的，真正的“三脚仔”文学。
鉴于张良泽还把这种“三脚仔”论延伸到战后，用以评价战后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这正是正派的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所指出的一种“思想的荒芜”。陈映真说，这使他“感到无限的心的疼痛和悲哀”。陈映真写道：
正如后世之人从赖和、杨逵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作家的存在，看出一小撮“大东亚文学”派和“决战”派文学家们精神的荒芜一样，黄春明在《莎哟那拉，再见》、王祯和在《小林来台北》、宋泽莱在《糜城之丧》……等所表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照见了张良泽先生和一些文学思想界在这个历史中所表现的思考的空疏、荒芜和堕落。而这，与其说是有关张先生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哀愁吧。
日政下“决战”派和“大东亚文学者”派的喧哗和可悯的闹剧，受到公正的历史的批判而消失。人和包含了加害者与被害者在内的奴隶，乍见都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个人对于历史的主观的把握与理解，并以这理解为基石的人生的实践，分开了人和奴隶——奴隶经由抵抗而为人；人经由加害于人而成为另一种奴隶。这是不能不令人悚然而惊的法则。……
据说，在一九六三年，岸信介曾说过这样的话：
“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王杏庆：《时报杂志》二六期）
战后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对于这段话，是应该愤怒呢，还是应该流泪？“台湾与大陆不同”，台湾人“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之说，是对于本省人最放胆的侮辱和对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