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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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台独"面面观- 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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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3)

    对此,鼓瑞金也持一个腔调。彭瑞金说:“语言、血统与生活习惯、残留的文化痕迹,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往往还振振有词地指出,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甚至巫永福、陈火泉等台湾人的作品里都提到了‘祖国’,是为台湾文学具有中国意识的佐证。这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意识论者霸道不讲理的地方,台湾跟旧中国社会的渊源并不需要否认,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事、思考上以哪里做基准?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台湾文学的创作?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立场写作,对中国人、对父祖所从来的地方加以描写、臧否,就算是关心、期待好了,这是台湾人意识呢?还是中国意识?台湾是移民社会,移民虽有先后期之分,但显然肯自承自己是台湾人的移民少有捞一票就跑的打算,他们开垦土地、立家结社,无不朝长居久住的方向去经营,除非我们的文学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多数,否则怎么可能没有台湾意识呢?倒是文学的统治者,诚如你刚才谈的清朝官僚的情形,哪一个不是存在随时准备走路的心态?各期的统治者给台湾人的感觉都是这种流亡、流放的心态。做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应声筒,文人做这种表态,我并不觉得奇怪;然而竟有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台湾的代言人、思想导师自居的姿态,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或边疆文学,其自我扭曲之丑态,令人难过”。彭瑞金在这里攻击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显然是影射陈映真的。不止如此,随后,他还肆意谩骂陈映真和他的朋友们是“伪冒的中国意识论者”,肆意攻击陈映真的“不看作品、不肯诚实地从作品找证据,却栽赃说台湾意识就是分离主义,下面他们不敢公开说分离主义就是台独,然而这种暗示却一再重复,我不知道这是向哪一方面表功?”。    
    三、肆意歪曲台湾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史实。    
    比如,彭瑞金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界寻求多元化,至少要求有第二种声音的渴求下出现的文学运动”;陈芳明说,“乡土文学论战的价值,在于厘清了官方和民间对文学的不同立场”,“有人正视‘台湾意识’的问题,应该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不可煞杀的功劳”。    
    在这次对谈中,出于为“文学台独”张目的需要,陈芳明和彭瑞金都说到了要写文学史的问题。彭瑞金就说:“台湾文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相当混沌的情况中,似乎极需要有人出来用史的观点来厘清它过去发展的脉络,让它有个较清晰的面目示人。因此,我想目前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很急切的工作,否则以目前台湾文学支离破碎的面貌,许多讨论显得隔靴搔痒。”陈芳明也说:“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日据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台湾文学业已相当成熟,其间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整理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不仅是应该有,还应该是迫切需要的”。    
    基于这样的要求,陈芳明和彭瑞金对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作了最“会心”的解读,最“知己”的吹捧。    
    陈芳明说,他第一次听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史纲。“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台湾意识的出现,台湾文学史料的出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叶石涛做这项工作,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有眼光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文学传统之外,也让外人知道,台湾岛不仅只是一个岛而已。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台湾不过是它在海上的堡垒而已;在西方的列强看来,台湾不过是不错的贸易据点,其他的就不是他们肯关心的了。《台湾文学史纲》却证明了台湾有文学、有文化,提醒这些外人:他们只看得台湾的外表,没有看到台湾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不少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作品、作家,他将它整理出来了,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台湾文学内容。另外,过去陈少廷写过《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很可笑的是,这本书是抄自黄得时的文章,黄得时还给他写序,台湾人竟能容忍这样的作品那么久。叶氏的文学史纲可说是对这类作品做了一项无言的批判,以具体、结实的内容告诉世人,这才是台湾文学。到目前为止,叶氏这本史纲出现,值得台湾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不知道叶石涛本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引以为傲才是。”    
    彭瑞金也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台湾人要想拥有一部不被歪曲、不失立场的自己的文学史,一定是要自己动手来,不必期待官方或外人做,我想叶先生应该是在这样的觉悟下,毅然做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我所知,叶先生本人曾经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虽然文学史纲的写作,他本人也不很满意,实在是客观的条件太缺乏了,纯非作者之罪,正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对谈中,陈芳明和彭瑞金还专门表示,要“写一部没有政治阴影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一边诬蔑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出版台湾文学史的“目的”,“是在宣传和统战”,一边声称:“我们台湾人整理台湾文学史,目的不在政治”。事实证明,这是谎言。比如,陈芳明攻击说:“中国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差不多都以政治为中心做研究,并不是以台湾人的感情去思考。一般人研究文学必然注意到它的内容,看它表达什么?中共研究台湾文学,先把结论放前面,他先认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这一结论再去找证据。很有趣的是,在台湾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语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台湾文学具有祖国意识’。所以,基本上要研究台湾文学,一定要先把政治意识去除掉,以台湾人做中心来看文学,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政治信仰来解释文学。”不要“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不要“祖国意识”,他要什么?他不就是要的“台湾意识”、“台湾独立”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政治吗?    
    好,说到这里,陈芳明亮出他的台湾文学史观来了。请看:“写文学史一定要掌握住史观,要弄清楚你以什么观点,什么立场来看台湾文学。我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受到台湾的土地、经济、历史、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作品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精神、思想、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台湾文学。既然如此,那些是真的台湾文学,那些是有价值的台湾文学,便不难检验了。既然是靠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写出作品来的就是台湾作家,我们不必问他是早期移民还是后期移民。……我们如果明白台湾文学是以台湾人民做中心,描写台湾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的演变。史观确立之后,再来看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演变,都是一目了然。”    
    这一点,彭瑞金心领神会,也呼应说:“史观确立了,一切都好办。没有史观的历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根本就失去著作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台湾文学史往上延伸,想想看,从明代、清朝到今天,台湾文人创作的心态变化差异有多大?不先确定史观怎么面对其间的驳杂。”    
    至于,对谈中,陈芳明、彭瑞金谈到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分期。他们是在讨论分期的幌子下,强调用“台湾意识”去改写台湾文学的历史。    
    比如“皇民文学”的问题,陈芳明就说:“皇民文学的问题也一样,硬要活生生地否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实,而拿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清算他们,这公平吗?为什么我们不用台湾人的立场,不用那个时代台湾人的心情评价他们?要知道他们进入那样的时代过那样的生活,是被逼的,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一点也没有中国民族的困扰,今天有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反过来把自己这一套去削前人的脚,合自己的鞋子,才发生皇民文学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放下这个后出的民族主义的枷,只好一再地扭曲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了。”陈芳明还说:“伤痕就是伤痕,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故意存心去写作称作‘皇民文学’的东西,有的只是被逼迫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吗?我们要知道台湾新文学的演变过程极端曲折,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愿望,希望自己是极端的中国主义而否定这些作品存在的事实,而拒绝碰触”。对此,彭瑞金完全赞成。彭瑞金还攻击对“皇民文学”持批判态度的爱国文学家:“近日有年轻一辈的文学工作者摆出秉公办理的法曹心态,着意清理这段文学公案,我想你这段话,对他们颇有即时雨的参考价值。”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4)

    对谈中,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主张的“台湾文学是从中国文学来”的观点,陈芳明还对“民族主义”问题大放厥词。陈芳明说:“其实,台湾作家并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台湾新文学作家完全出生日据时代,并不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何谓民族主义?必须彼此共同生活、共生死,才知道何谓民族主义,假使彼此在命运都不相同,都不了解,算什么民族主义?有人在嘴里叫祖国,或者说祖国为什么还不来救我?那不是有意识,那是梦。就像有人说,台湾为什么不成为美国的一州,这能算是美国意识吗?这是梦,美国梦想。要把这种梦扭曲为祖国意识、中国意识,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1987年夏天在美国的这次聚会,还是一次台湾文学界分离主义势力撰写文学史的策划会。按陈芳明在他那篇《提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的文章里的说法,他们要写台湾文学史,目的之一,就是要针对大陆的学者的。陈芳明对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肆意歪曲,说什么“他们关切的是,台湾文学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他们特别强调‘思乡’的作品,也着重作品中的‘抗日’与中国的‘抗日’的相通性。他们的解释,刻意突出台湾作家的‘爱国’精神,他们更偏爱把台湾文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甚至‘一国两制’的论点,‘和平统一’的语言,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使我们心惊的是,他们凭恃了这样的成绩与精神,就对外宣称要撰写台湾文学史。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几乎可想而知。”陈芳明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面对中国的宣传攻势,海外文学的工作者是忧心忡忡的。这倒不是担心中国的研究会定于一尊,我们感到焦虑的是,台湾人本身并没有急起直追。如果我们不开始考虑动手,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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