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肘，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像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像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第三部分 以医加官第73节 左侯出镇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旨，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NFDB9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关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NFDA2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惟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NFDB9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NFDB9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哪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滴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NFDE4。”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哪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土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目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是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申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
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