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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吧我还碰见了刘明浩，只碰见了一次。他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没精打采地喝着酒，人显得很老。他说他快和李佳结婚了，所以不方便总出来胡混。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夏天见不着人啦。我没说我和安心去云南的那一段事，那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我心情不好不想向任何人唠叨，不想拿自己的呼嘘去换别人的惊讶。我只是淡淡地说我现在在一家赛马俱乐部上班呢工作太忙，你朋友当中有爱好骑马的吗你介绍他来。刘明浩要了我的名片，说他就爱骑马有空过去看看你们那儿远吗？我说：不算远，出三元桥往东开车十分钟就到。他问：那安心呢，她在哪儿上班呢？你们的事儿到底办了没？我没接话，不置可否。他又说：这女孩的本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生生把你给变了一个人，你现在也不爱出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什么事都不跟哥们儿说了我以后结了婚可千万别成你这样。我闷头喝酒，喝干了酒冲他笑，我笑着说我跟安心早吹了，真的，骗你王八蛋。他半信半疑地笑：你们又吵架了吧？你们俩都是小孩子，在一块吵架是正常事，吵吵就好了。我喊服务生拿酒，说：我们真吹了，吹好长时间了，她都走了，大概回老家了。刘明浩看我表情，有点信了：为什么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孩子的问题？我不说话，又接着喝酒。刘明浩见我情绪不好，就摆出一个战壕战友的架式，安慰我说：咳，我和李佳，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我跟你一样，弄不好到头也得吹！孔老夫子说得好，惟他妈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我和刘明浩，也有恩怨，但我们还是朋友。我也搞不清刘明浩这种人是君子还是小人，难养不难养，可交不可交。但无论怎样，刘明浩都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角色。我的经历中出现的三个最重要的女孩子，都是因为他而认识，而交往的。
那天我和刘明浩都喝醉了。我们半夜三更歪歪扭扭地晃出酒吧，走在马路当中拦出租车。分手时刘明浩口齿不清地冲我大声叫道：“嘿，杨瑞，想开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明儿大哥再给你发一个好的来！你现在喜欢生的还是熟的，啊？”
我挥挥手，什么都没说。我挥完了手就钻进出租车，一进车子我就吐了，吐了一座位。司机钻出驾驶座，拉着我非要我赔钱不可。刘明浩也过来了，我们两个醉鬼和那个倒霉的司机纠缠了半天。后来我也忘了赔没赔钱，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回了家，好像是刘明浩送我回来的……一切过程都忘得干干净净。
渐渐的，醉过几次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我在赛马俱乐部的经理和同事们的眼里，又恢复了正常。
他们后来也都知道我那一阵的神魂颠倒是因为失恋。经理让我做了几个星期的后勤工作，后来见我没事了脸色如常了便又让我坐回到值班经理的写字台上，每个人都为我能走出这场痛苦而感到高兴。
我“官复原职”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会所里就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进前厅就直奔值班经理的台子这边走来，走到我面前不请自坐。我那时正接着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外打过来预订宴会的，我一面向那位在我面前坐下的女客打了个抱歉请稍候的手势，一面记下电话里那老外提出的时间、人数和有关要求，然后和他协商了价格、场地和台形等等。打完电话我暂时没有整理这份乱糟糟的记录，抬头向对面那位女客投去温文尔雅的职业化的微笑，但那微笑只“职业”了几秒钟就立刻凝固在我惊讶的脸上了。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说：“哦，你是贝贝！”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做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
我把价格记在预定单上，又问：“请问您订几位？”
贝贝说：“四位。”
我边记边问下去：“请问您订什么时间？”
贝贝反问：“你什么时间方便？”
我抬头，愣住。
贝贝大大方方地说：“我请我表姐和她男朋友，还请你，希望你能赏光啊。”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坐在我们俱乐部最豪华的宴会厅里，我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享受了我们自己的服务和美味。刘明浩和李佳也来了，个个盛装华彩。刘明浩拉着我挤眉弄眼，一语双关地说：“哎，别忘了这个大客户可是我给你拉来的，你千万套住了可别再稀里马虎地给弄丢啦！”
和贝贝一起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贝贝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直率的女孩子，她的思维习惯和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表达的方式，与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和她很聊得来。我们吃过那顿高标准的丰盛的晚餐之后由贝贝提议，再到我们相识的那家名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去。我们四人挤在一辆夏利出租车里一起进城，在“男孩女孩”里几乎玩儿了一个通宵。我和贝贝搂在一起跳舞，跳得非常开心。那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开心地又笑又跳，而且，那一夜我完全忘掉了安心。
对，如果我能够忘掉安心的话，我应该忘掉安心！
和贝贝在“男孩女孩”跳舞的第三天，我不知为什么，竟主动打电话到她住的希尔顿饭店，问她想不想出来找个北京老百姓去的小饭馆吃顿饭，我请客。贝贝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问我为什么想起要请她吃饭，是怕她一个人在北京太闷吗？我沉默了片刻，竟脱口说：不，是我自己有点闷。
我说：“你有空吗？要是没空就算了。”
贝贝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然有空。”
后来的那几天，我和贝贝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在北京的那些还算干净的小饭馆里，我向贝贝讲述我们的北京，从名胜古迹讲到胡同掌故，讲到北京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切。然后，我听贝贝讲美国，讲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家庭观念，讲在美国怎么看病怎么开车怎么取钱怎么打官司……彼此的话题对对方来说，既新鲜又充满了陌生的知识。这样的交谈使我们很快地投机起来，并且互相欣赏。有一次吃完饭贝贝把我带去了她在希尔顿饭店的房间，我们继续国内国际地聊到很晚。我告辞时贝贝在房间的门口送我，开门前我们互相说了再见，感觉彼此的声音都有些异样，然后目光都停在对方的脸上。终于，在互相凝视之后贝贝把身子靠在门边走廊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应该吻她了，就吻了。我吻了她的脸，和她的唇，吻得很轻很轻。吻完之后，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依然去贝贝的饭店聊天，聊完天依然彼此注视然后相吻，吻完后我们互相要了对方。
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投满了红色的阳光。阳光的颜色使我们赤裸光滑的身体特别好看。我们为自己的年轻和美丽而倾倒，再次互相要了对方。这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肉体，不知为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和女孩做完这种事之后隐隐有种羞耻感。我觉得我对不起安心。
就在那天早晨，贝贝陪我到酒店三楼的咖啡厅去吃早餐。在早餐结束前她向我提出了跟她去美国的建议。我看出贝贝是认真的，在那个早晨她已决定终身相许。
一周之后，贝贝走了，回美国去了。我们频繁地互相通信，通电话，信和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些想念爱慕的情话，另外就是说我赴美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贝贝说爱慕想念的话比较直接，那些话总是说得火一般热烈。我说得则比较含蓄，比较温，不那么直露。贝贝为此总抱怨我对女孩子太冷，但同时又说就喜欢我这样的性格。她把我对她的反应当成了性格。她说这样更男人气，很酷。贝贝讨厌饶舌和表现欲太强的男人。
也许只有我自己们心可知，我对贝贝那些表示爱意的话语说出口时有多么勉强，多么言不由衷。我不是不喜欢贝贝，而是禁不住总要揪心地追问自己：你不是爱着安心吗？你现在还爱着安心吗？
但我知道我应该走，我应该背井离乡走得越远越好。我不是不爱安心，是安心逼我走的。是她对我们的爱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留下一纸诀别然后不知去向。我留在北京留在我们的家里我无法摆脱安心的笼罩，我要想忘掉一切得到新生就必须远远地离开这里，就像安心当初离开云南来到北京也是为了躲避痛苦为了蜕变求生一样。
我应该走，这是一个机会。
秋去冬来，在入冬后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早晨，我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的新机场起飞，在空中左偏右摆地绕了半个圆圈，然后校准方向，向东飞去。我从椭圆形的机窗竭力往下看，想再看一眼下面被化雪弄得潮湿变黑的故土，但窗外云遮雾障，什么也看不见。
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呆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我把我和安心共同使用过的每一样东西，能见证我们曾经相爱并且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熊的衣服和玩具，都翻出来看。我久久地注视和抚摸它们，为安心，也为小熊，掉了最后的眼泪。然后，我又将它们—一放好，放到安心走的那天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
我像安心离开时一样，把屋子认真打扫清洁了一遍，然后，也给安心留了一封信。我写信的时候固执地想，她也许终有一天会回到这里，会看到满屋的灰尘和摆在桌头柜上的这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安心：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吗？
明天，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号，我就要乘飞机去美国了，永远不回来了。除非你要我回来！我本来想把我这一生都给你的，但你不要。我本来想让你一辈子都过幸福的生活，但这已经不能吸引你。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你究竟选择了什么。你给我留下了我无法克服和摆脱的痛苦，你和这世界上任何女孩都不一样，你能让我难以把你忘了！所以我必须走。我要走得远远的，去一个绝对陌生的地方，好忘掉你，就像你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