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总司令为邓宝珊。驻军有邓宝珊所部第22军以及胡宗南整编第29军第36师第28旅，总兵力1。5万余人。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出击榆林，足可以牵动整个陕北战场。
总司令邓宝珊与榆林的历史要从十年前说起。那时他任新编第1军军长，驻防甘肃兰州。1937年秋，太原、归绥、包头相继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趁胜大举西进，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紧急下令，把驻甘肃的新编第1军、第165师和驻榆林的第86师（师长为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编为21军团，以邓为军团长进驻榆林，堵击西进日军。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万数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突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
抗日期间，西北局面比较稳定。邓宝珊集团的职能由刚开始阻日西进，逐步转变为配合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
对邓宝珊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前线炮火纷飞，多少热血儿女陈尸疆场，而他的第21军团却在陕北这个小镇封锁共产党，无所作为。因为不是嫡系，有时候连粮食、饷银以及枪枝弹药都无法到位。部下埋怨，百姓指责，邓宝珊也感到非常难堪。封锁边区时间一长，有时候又与八路军一起与日本人打上几仗，不久就与共产党混熟了。邓宝珊曾几次去延安，毛泽东亲自接待，不仅热情招待，还在政治上给予很多启发，邓宝珊既感动，又激动，对毛泽东的钦佩与日俱增。而共产党将领如肖劲光、王震、南汉宸、陈其涵等更是走马灯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与邓宝珊频繁往来。在与共产党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他逐渐发现共产党的主义、纲领还有路线、政策与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热烈的拥护。他明显感到，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得人心。
邓宝珊与共产党这种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国民政府要邓宝珊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而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邓宝珊时而为时局叹气，时而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击掌叫好。临走时，还拉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邓宝珊与榆林（2）
在会间，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邓宝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词地说：“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而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一愣，没想到邓宝珊会如此回答。当时没说什么，但已经感到邓宝珊与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离。正好，六届二中全会一开完，邓宝珊就告了个病假跑回老家陕西三原去养病了。蒋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劝邓宝珊赶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选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邓宝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邓宝珊仍为总司令。
当时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军军长左世允。1944年高双成病死后，他接替了高双成的职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邓宝珊忠诚不二。左世允与董钊是同乡，按理，左世允应该与董钊好好共事，同谋党国大计——这也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选中董钊去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榆林守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从左世允以下对董钊的到来，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却结成了“拒董”统一战线。几个月时间里，董钊除了看过几处防御工事，其他一事无成，有关军机大事，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董钊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继续做他的整1军军长去。为了脱身，他向胡宗南说，根据老弟几个月来的观察，榆林军事非邓宝珊坐镇不可。
这几个月里，告病回家的邓宝珊也浑身不自在，日夜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榆林，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古长城，还有那里的百姓，哪一件他都无法放下。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与榆林结下了生死之缘。
在蒋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邓宝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军民打着腰鼓，扎着大红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邓宝珊完全被感动了，坐在吉普车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蒋介石要邓宝珊继续出马榆林，是因为邓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对邓的信任。派人取代邓宝珊不成，就只有给邓宝珊安钉子了。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蒋介石以加强榆林防务为由，授意胡宗南空运了整编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还派了一个姓蔡的高级参谋常驻榆林，加强联络。过了好些年相对和平生活的榆林，一下子被弄得火药味十足。不仅老百姓不习惯，连邓宝珊及其部下也极不习惯。
整编第28旅旅长徐保和这个蔡参谋对胡宗南都是绝对忠诚的。胡派他们两人去榆林，一则联络榆林共同进剿共产党，另一则是加强对榆林的控制。打那时起，邓宝珊心里就极不舒服。当时他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只要有机会离开榆林，他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今非昔比了；万一走不掉，对上面的命令就阳奉阴违。
这是邓宝珊的两种打算。他也曾考虑过起义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将领率部向共产党投诚的比比皆是。但此时的邓宝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把握来做这件事。
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部队驰骋陕北，打得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连连叫痛的时候，邓宝珊也在密切注意着彭德怀的行动。虽然他曾派部队配合胡宗南出击西北野战部队，但那些行动都是象征性的，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信仰上来讲，邓宝珊都不愿意与共产党为敌，更不愿意与解放军兵戎相见。他拿着国民党的俸禄，捧着国民党的饭碗，配合胡宗南采取行动实则不得已而为之。他也相信，凭自己与共产党的交情，共产党是不会对自己真的采取行动的。
但在共产党眼里，邓宝珊是邓宝珊，不等于榆林守军。榆林守军一万多人，把守着陕甘宁边区北边的咽喉要地，让西北野战部队时时都有腹背受敌的威胁。对这么个据点，当然是拔之而后快。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战前较量（1）
7月30日，烈日当空，阳光泼洒下来，像着了火似的热。有道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西北野战部队主力顶着骄阳，在这个三伏天轻装出发了——沿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第二天，军委来电，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人组成西北野战部队前委，彭德怀任书记，同时决定将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和张文舟各骑一匹高头大马，行进在队伍中间。小河会议上决定晋绥军区重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会后，习仲勋就同贺龙一起到山西组织后方工作去了。
彭德怀下定了决心要拿下榆林，这样就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和弹药。他说：“战士只带了6天的口粮，我们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榆林战斗，打下了榆林，粮食、弹药还有药品、兵源就都不成问题了。”
天太热了，坐在马上还汗流浃背。张文舟抹了一把汗：“是啊。榆林可比第二个蟠龙。中央决定陈谢出击豫西是完全正确的，要是西渡黄河，上万人的口粮根本没法解决。我们的后勤司令刘景范可愁死了喽！”
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
“晋绥军区许光达、孙志远的第三纵队马上要西渡黄河来陕北，这样一来，粮食的压力更大了。军委这次决定贺老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的地方武装和后勤工作，我们有了可靠的大后方了。晋西南可是个富饶之地啊。去小河村开会的时候，陈赓几匹骡子驼得满满的，全是绿豆、木耳、大米，好货色呢。我和习政委一身的泥巴跑过去，两手空空，还白吃白喝了几天，真是不好意思哦！”
俩人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邓宝珊身上。张文舟说：“咱们大军北上，突然围攻榆林，只怕邓宝珊还没准备好呢！”
“没准备好才好呢！我们待他不薄，抗战时他封锁咱们，咱们大生产运动搞起来，还接济过他的粮食。这几个月你看他都干了些什么？蒋介石要他干啥他就干啥，还派兵南下要合击咱们。那天中央在王家湾那么险，要是真让邓宝珊手下那帮混蛋撞着了，你说那怎么办？主席说邓宝珊可以争取，我看也是可以争取。但他这个人有些优柔寡断。我估计他现在的心理是安守现状，国共两边都不得罪。蒋介石的命令，应付一下；共产党这边，也不正面交锋。但这是不行的，战争嘛，必定有个敌我之分。他坐镇榆林，我心里怎么都不痛快。这次非要敲痛他不可，是战是和，得有个说法。”
对邓宝珊，彭德怀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习仲勋派人与新11旅旅长曹又参、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联系时，也曾试探过邓宝珊的态度。但邓宝珊老是装傻，不哼不哈的。习仲勋曾跟彭德怀讲过，邓宝珊对共产党有感情，但要他完全放弃国民党，他又下不了决心，态度比较犹豫。要他率部起义，就一定要揍他几下，并且还要把他揍痛。不打痛他，不让他陷入困境，他就会维持现状，偏安榆林，过着他优哉优哉的日子。
邓宝珊第一时间得到了西北野战军沿大、小理河北上的情报。左世允满头大汗跑过来：“总司令，彭德怀率7个旅几万人气势汹汹过来了。来者不善啊！”
邓宝珊摇着蒲扇，不紧不慢地说：“共产党进攻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的兵力？他们真要进攻榆林，也不一定要使用武力嘛！不要那么慌张，我看共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左世允倒有点摸不着头脑，“那在于什么呢？”
“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邓宝珊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