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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老教练。他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躲”到“天边”的前妻：“丹鹤顶上血，蜂毒蝎后根，三毒会一处，不如妇人心。”当时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种说法。现在看来，他的话有它一定的道理。女人在某方面要是狠起来，男人真是不可企及。“你真不准备自己养这个孩子吗？”“把他送给当地人收养。”
“你我真是太不相同了，不过我还是能理解你。我们女人之中能像你这样理智，这样……”“这样狠的人不多，是吧？”
“不完全是。也许想得到某些东西，就必须先失去一些，不过这是否有点不近人情！我都有领养这孩子的冲动，真是这样。钱挣多了有什么用？为了它值得吗？”
“不知您的童年是什么样，反正我的过去不堪回首。我生长在农村，记得上小学时，因为那时生活拮据，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星期三的中午，才能吃一顿面食或细粮。记得一个星期三的上午，第四节课我就没怎么用心听讲，心里一直惦记着那热气腾腾的馒头，急切地盼望下课的铃声。中午放学后，我兴冲冲地往回跑，到家里打开灶台上的柴锅盖，一看又是一屉窝头和咸菜。当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放下书包，趴在炕上哭了。尽管为了中午的“美餐”，早上起床后滴水未沾，可是肚子里一点食欲也没有。当时父母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没有吃那顿‘家常便饭’。从那以后，我就发愤读书，非要考出有养育之恩的穷地方！”
刘畅心想：真是难以置信，“故事”中的主角之一竟是面前的吴玉。昨日璞玉浑金的农村女大学生，在斑驳陆离的城市熏染下，变得连地道的城里人都“自惭形秽”。“以前我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按说人一生下来，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可是实际上这里面差别很大，‘理论’和‘现实’真是迥然不同！”
“其实我这个人很节省，甚至可以用吝啬一词来形容自己。我偶尔的挥霍，更多是为生意上的需要而逢场作戏。我进过赌场，抽过烟，也喝过酒。做这些‘坏事’是为了满足我那病态的虚荣心，是对我所经历贫穷的逆反发泄。我极度恐惧贫困，害怕某天被上帝扔进童年时代，又回到我儿时的生活。这也是当我意识到赌、抽、喝是种‘犯罪’之后，能弃旧图新的原因。我的心苦极了，也累极了。我的朋友很少，能让我掏真心话的朋友就更少。您也许认为我这个人不可救药、不可理喻，其实我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坏。”“其实有些想法说出来，比闷在心里要好！”
第七章包“洋二奶”很累人
自从和多娜“生活”在一起以后，李振近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白天往返于布加勒斯特、“康港”两地给中国人提货柜，晚上“伺候”多娜。在“内”、外工作的双重压力下，使他疲惫不堪。他以前听自己的男雇员“吹嘘”过：“我和老婆结婚的头两年，每天早中晚‘来’三次，下班回家不吃饭，先办‘正事’”。李振当时不信，认为这是“说山”，就算打着一半的“水分”，那也是不敢想象的“天大本事”。李振现在清楚了白人与黄种人身体上的“重要部件”确实存在着差异，其“机械性能”天悬地隔。罗马尼亚有些男人也许真有这种“办事能力”。李振出国前，由于有厉害的老婆管着，有“花心”，没“花胆”，那时总觉得有“劲”使不出来。出国后，开始“采花”时，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没觉察出“身体不适”。和多娜同居不到三个月，现如今他可真是“力”不从心了。“伟”药吃了，“雄”针打了，“虎”汤喝了，“狼”油抹了，甭说达到那雇员三分之一的“水平”，目前就是每周点两次“歌”，“唱”起来都费劲。
许多罗马尼亚朋友，当得知中国男人都是把老婆“放”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出来时，他们都露出惊诧莫名的表情，感到不可思议：男、女双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没了，这怎么能行呢。那时李振说他们少见多怪，“虚张声势”。通过“金屋藏娇”的这段日子，如今找到了“标准答案”：他们白人无论男女，这方面的“兴趣”太大。
现在多娜成天地抱怨李振：“内存”贫乏，“外力”疲软，“动能”衰败，“效益”滑坡。还威胁他：长此以往，她将“出发”。李振目前真有点骑“虎”难下了，一次、两次是个乐儿，“好事”要是做多了，就成愁了。眼下他甚至怕夜色临近，一见到全裸的多娜，浑身乱颤。
这天，李振和多娜来到“康港”海关，给中国人提货。还是在那个白色小楼二层的过道里，李振身边围了有十来个中国人。其中一个人说：“李哥，提我们这箱货能不能往前靠靠，我们是坐火车来的，晚了就没车了！”
李振用那只攥了一沓单据的手在空中晃了一下：“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不会让您跑步回布加勒斯特的，时间有富余。我手里的这叠纸一共是十二个货柜的提货单，保证你们今天都能提走！”另一个中国人挤了进来：“李老板，我们公司又要到两个柜子，你能不能再便宜点？”“在提货的中国人里，我就是最便宜的了！”“如能再降点，我们以后到的货都让你提。听说你现在提一个柜能挣 700 美元呢，再让一让！”
李振听这人把自己的“家底”亮了出来，显得不大高兴：“你都是听谁说的呀！哪有那么多！”一个带眼镜的中国人帮腔：“这还是我们的保守估计！”
李振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咱们不谈这个好不好？我挣多少钱和你们关系不大。再说，那是我用“刀拉”（英语美元是：Dollar ，在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习惯说：刀拉。）趟出来的血路。你们别管我挣多少，只要我提货柜的费用比你们自己提低就行！”那个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听李振这么说，心想自己刚才说的提一个柜子挣 700 美元靠谱。他仍不死心：“你再让一点！”
“我跟你说，提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果再让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另外，假如我提‘崩’了（所提的货柜被海关没收），保证按货值全部包赔！”那个戴眼镜的中国人欠了欠身说：“我们不是就冲这点才让你提的吗！”
李振见一个中国人要给自己钱，摇了摇头：“你先别给我，钱你们都先拿着。每个人不是都事先给过我一千美元的押金吗！现在你们该交什么费用自己交，最后咱们一起算总账！”一名矮个子中国人往里凑了凑：“李哥，下次再提我们的货柜时，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来这里了？”
“你们如果布加勒斯特那边事多不来也行，把钱和提单给我就齐了。我这里有你们的电话，‘集装箱’一出港口的大门我会通知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什么地方等着，车号是多少。今天就有四个柜子的货主没有来。咱们打交道的次数多了，相互之间有了信任，就好说了。大伙放心吧，不会有事，我不能为你这一柜子的货，砸自己的鸟食罐儿吧！”
十几个中国人陆续来到验货大平台，站在那里等了约莫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李振挽着多娜的胳膊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他把所有单据都交给了那个令蒋伟头疼的海关“小胡子”。“小胡子”没看单据上的内容，只是数了数有几张：“今天怎么这么少？就提十二个？”
李振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下次你的班提得多，今天就这些。”“小胡子”听完李振的解释，没再说什么。
一辆辆拉集装箱的卡车开了过来。平台上的装卸工见车来了，坐在那里没动。卡车没有像往常那样紧贴着平台排列有序，而是横七竖八地任意停在那里。“小胡子”叫过一名装卸工，让他开启某个货柜上的铅封，并打开这个集装箱的一扇门。“小胡子”凑近看了看没说话，示意可以关上。他这样看了三、四个货柜后，就不再“开箱验货”了，让装卸工把剩下的那些集装箱上的铅封统统拆下。“小胡子”将陆续送过来的铅封上的细铁丝捋直，清点数量，确认正好是十二个，然后把它们拧到了一起。“小胡子”在所有单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字迹非常潦草，随即把提单都还给了李振，晃晃悠悠地走了。
十二辆集装箱卡车浩浩荡荡地开出了“海港”的大门，部分货主驾着自己的轿车跟在了卡车的后面，整个“车队”拖出半公里远。在其中的一辆轿车里，那个戴眼镜的中国人对身旁的同伴说：“有时钱也好挣，一万多美元，这才多大会工夫呀！就装进了姓李的兜中。试想一下，他全年得赚多少呀！听那‘小胡子’的口气，今天的货柜还不算多。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拉着‘婊子’的手开‘钱庄’！”
第七章男孩身上的妇女用品
在“高粱地”的批发店里，蒋伟与丁红平、两个雇员正在卖货。今天生意很好，总有六、七个顾客在看货、挑选。四个人显得很忙，找货的找货、收钱的收钱，各顾各的。忽听隔壁店的一个中国人喊了一嗓子：“小偷！”蒋伟顺着声音望过去，见一个吉普赛人，拿起自己货摊上的一双鞋正往包里装呢。贼听到喊声，预感不妙想脱身，下意识地把还没来得及塞进包的鞋，又扔回到纸箱里。蒋伟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他那“第三只手”，紧紧攥着不放，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用罗语嚷道：“你要干什么？”
小偷支支吾吾，不知在说些什么。几个边上买货的罗马尼亚人上前劝阻，说什么的都有：“人家已经把鞋还给你了，就没有必要再抓他的手了！”“他还是个孩子，宽恕他吧！”“快松手吧，你把他弄疼了！”“看他的样子多可怜呀。”……
围观的罗马尼亚人没有一个替中国人说话。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偷反倒成了受害者。几个旁边商店的中国人闻讯过来，他们要揍这个小偷。一个中国人揪住了贼的衣服：“本来现在卖货的利润就小，警察又多，生意难做，你还偷！”
丁红平拿着手里的鞋，要打小偷的脸：“他偷一双，五箱鞋就等于白卖！”一个又高又壮的中国人挤上前，左手扽着“小偷”的衣领，右手要掴他的脸：“揍他！”
小偷的上衣被几个中国人揪住不放，在被拉扯几下之后，它就像魔术师的‘演出服装’，从里面“变”出一条妇女的内裤和一双丝袜子，滑落到了地上。“大个子”中国人见后，又拽了拽他的外衣。“哗啦啦”掉起来“没完”了，最后以两个大乳罩收尾。一个中国人从地上把这两个“东西”拣起：“你他妈的还系这个呀？还你娘的一下子戴了俩？”
在场的中国人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小偷看了一眼撒落到地上的赃物，用双手护住头，心里明白这顿揍是挨上了。另一个中国人挤了进来：“甭跟他讲道理，对待这种人就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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