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对共产党的看法一样，只要共产党不做坏事，我们就会觉得共产党变好、变进步了，我李敖不用赞美人，只要不骂人，那人就会觉得很爽。
记得叶董事长曾告诉我个故事，有位萧老先生，在家中请完客后请王姓司机送客人回家，途中司机向客人发脾气表示「你们半夜三更不回家，害我们也不能回家，你们都不考虑我们」，后来再次请客时，客人均表示要自己回家，萧老先生才知道司机骂了客人，当他问司机怎么可以骂客人时，王司机将钥匙放在萧老先生面前转身就走了。若是各位一定认为再换司机就好了，可是萧老先生却连续坐了半个月的出租车，后来他找到当初介绍王姓司机的人，请他去看看王姓司机找到工作没有，若没有工作时可告诉司机，「我并没有找新司机是在等你回来，回来的条件是要写悔过书」。结果王司机一听萧老先生等了他半个月没找人代替，就在感动下写了悔过书，当萧老先生过世时，王司机非常感念这位能包容别人的长者。萧老先生的这种特色也是一种人情练达，所以在他一辈子的纪录中，没有人背叛他，也没有朋友和他不欢而散、反目成仇。你们因为没看过像萧老先生那种练达人的境界，所以眼光变得很狭窄，原因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没受到好的宣传和教育，也没有看到李敖的书。
要学习真正的文学
有的人一路走来在走下坡，就像陈水扁当年和我们一起在党外办杂志，我们有共同的理想，阿扁在当台北市长后就变了，他在当选前说在选上市长后，要将李登辉霸占的巷道收回，不让国民党侵占人民财产的中央党部过关，并表示要收回给人民使用，结果当选后不但没收回巷道，还让其合法化，中央党部不但让其过关，也没收回给人民使用，他是不守信用的政客。
大家应学到追求真相、洞察人情，才能辨别什么是真理。现在四处充满错误的讯息让你们学习，就像常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家可以查史记看什么时候勾践卧过薪？只是尝胆没卧过薪，因为宋朝苏东坡用孙权口气写一篇开玩笑的文章中，多了卧薪两个字，才变成了后来的「卧薪尝胆」，这种例子一定要读书很细心的人才察觉得到，这种方法是可以学的，首先要从你们的烂中文开始学习。
我在中学写情书一写八十六页，现在我怀疑你们会写很好的情书，恐怕连一页甚至一行都写不好，只能写「我爱你」三个字，有人「爱」字不好意思写，就写「我Ｘ你」，所以各位一定要花时间学好中文，学好中文的要件是要用具体表达抽象，其次再将抽象当动词来用又是好的中文。好的中文是要经过多少千锤百炼的选择，才能看到好的文章，现在你们只有看李敖写的书，才是能写出好中文、好情书的速成方法。
·大学教育的悲哀
今天在贵校讲的题目，是我多少年前看到一篇文章，叫做「大学教育的悲哀」。过去台湾有一个有名的杂志，你们大都没看过，叫做「自由中国」；这杂志是怎么形成的？当五十年前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有些国民党员开始反省，反省的结果有两类，一类人说，因为我们不够专制，专制得不彻底，所以被共产党打败；另一种人反省说，因为我们不够自由民主，从此国民党要洗心革面，走自由民主的路，这种人办了一个杂志，就是「自由中国」。
有人不敢用真名写文章
这杂志办了十年，没有一期被查禁。国民党为了恨这杂志，曾通过了出版法（八十八年废除），后来对这杂志没有用到，却用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办的杂志、出的书都被查禁，这杂志本身却躲掉了。因为办杂志的是当时国民党要员雷震，他并找到真正会写文章的殷海光，对「自由中国」言论的自由开放有过空前绝后的纪录。当时一般人不敢为这杂志写文章，因为就好象为宋楚瑜连署一样，会有纪录。那时我就写文章，登在第十六卷第五期，叫做「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署名李敖，文章还是我中学时写的，大学以后才投给「自由中国」。
以上告诉各位两件事情，第一、我的中文多么好，中学就可以写这样深的文章；第二、我的胆子多么大，正式以李敖为名发表文章。我举例，后来有人看了「大学教育的悲哀」文章后，写了一篇「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笔名杨正民，他不敢用真名，真名是施启扬（前司法院长），文章里口号喊得很响「大学教育应从国民党观点解脱出来，以探求知识，追求真理」，讲得非常正确、头头是道，可是他到德国留学回来，就投奔了国民党，做到教育部次长、法务部长、司法院长，一路下来跟着国民党堕落。
党员有当权派和门神党员
同样四十年前的大学生，有的人反国民党，一路反来，始终如一，像我；我最自豪的一点就是没加入任何政党，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没加入国民党，就像没有国民身分证，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时的公教人员怕被怀疑，都不得不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员分两类，一类是当权派，一类是门神党员，就是旧式的门有两扇，门外贴着两门神，一关门把他关在外面，一开门他在里面，需要你时你就是党员，不需要门一关，你就在外面，所以国民党大部分党员都是门神党员。
当时有名的一个口号叫「吹台青」，就是影射会吹牛的台湾青年人，国民党专门提拔「吹台青」，所以施启扬就跟着国民党一直到现在，最后被李登辉赶走了。整个过程四十年下来，我们追求我们的理想，施启扬和我是台中一中的同班同学，可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本来大家方向一致，都是反对国民党的，追求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可是碰到厉害的时候，这个人慢慢会堕落变节，四十年以后变得不成人形，做了一辈子官得到什么呢？我认为他真的失落了。
我们那一代的人年轻时意气风发，说大话、写文章，志愿说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进入考验的时候，那就看本领了，我可以说大部分是弱者，都没落了。我明年是退休的年纪六十五岁，我现在怕开同学会，发现他们头发全白了或秃了，或啤酒肚，都变成一群老人了，才觉得我生龙活虎。这秘诀就是要坐牢，坐牢的时间上帝不记，可以重新起算，所以坐牢得越久，发现剩余的青春比别人多。
谈到为什么大学教育构成悲哀，因为我们那一时代的大学教育比你们成功，我们还看过一些人、一些书；和我同届的李远哲，他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会为了他的兴趣，完全不考虑爸爸妈妈、女朋友的意见，和未来的出路，他变为成功者，当然成功要有很多机缘，他也可能成为失败者（今天还是国中化学老师的李远哲），可是你们有没有这一种气魄？为了理想兴趣不考虑一切，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不愿意付很多代价。
在我们那代青年的成长过程里，好象比较优良的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如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段所说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我们的成长也是，平凡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不平凡的学生各有各的不平凡。可是施启扬当时也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到德国念完博士回来，在台湾却一直追随国民党，做一个失掉自己原则和天良的知识分子，老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对人生有很多选择，我几十年来最重视的标准，就是追求是非真理，在是非真理面前可以把一切撇开，就像亚理士多德表示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我会牺牲朋友、打击敌人，甚至牺牲我的机会、幸福，追求真理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过程要讲究很多的方法，并且会开始了解很多背景。
现在我是台湾最聪明的男人，但是本来并不聪明，完全是硬训练出来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们，就是串联式的。战国策里，秦始皇送给齐皇太后一个玉连环，用一块玉打造的，根本解不开，齐太后拿锤子把它敲碎，告诉秦始皇说她打开了；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庙里看到有名的戈登结，谁都解不开，他拔剑一劈就把结分为两段，别人都用手去解，可是皇帝会用刀把它劈开。
脑子整天水平思考一路串联
大家想想看，亚历山大没看过战国策，齐皇太后也不知以后的亚历山大，可是这两个故事太类似了，不管古代现代、东方西方，证明人类智能的演进有不谋而合之处，我的思想就是这样串联的，结果两个故事都忘不掉。我脑子整天都在水平思考，看到东西就一路串联串联，脑筋都不得安宁的。这就是训练记忆力的一个方法，念书也是这样。
要怎样表达我们的感情？感觉怎么会出来？就是需要有很宽的知识来了解这个社会，掌握这个知识，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你们根本不会看书的；看对一本书对我们有好的影响，看错一本书有坏的影响，所以看书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再推荐你们看我的书，原因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真是所谓的「困学纪闻」，在很困苦状态下努力才得到今天的结果。
读书要读得活，否则就没有用。我曾写文章挖苦我的恩师姚从吾，他要写一部中国通史，把计划给我看，我说老师你要活到八百岁，才能写完这部书，因为动作太慢了，怎么写得完？原因就是他没有方法。你们读书就是如此，读了一本书不会读或方法不好，读第二本以后，跟第一本渐行渐远，到第七本时，第一本完全印象模糊，花的时间都浪费掉，这是不能念书的。
大学教育是悲哀的，可是如何解决悲哀的方法在你们自己，能冲决这个网罗，像李远哲或者像我，我认为有这个气魄，就解决了使你们悲哀的问题，这也是根本的方法。
·政治硬梆梆
我和政大其实有一点渊源，我坐牢快出狱的最后一年，我的老师吴俊才（当时也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到牢中告诉我政府知道我坐牢是冤枉的，既然悲剧已形成了，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别送相当于政大副教授的职位给我，可是我不能教书，于是就送我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由于坐牢出狱后还要褫夺公权三年，而褫夺公权时就不能做公务员，为使这项限制无法在我身上实行，所以我接受了这项职务，这也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法律根本是假的。到国关中心后，他们没把我的位子放在研究室，而是放在总务主任的对面，我就不愿意做，后来我将存在邮局中的薪水，捐给了绿岛的政治犯后就不肯来上班，所以我和政大有上过几小时班的记录。
台湾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我在四十五年前学过经济学，当时老师是王作荣，我学的经济学已经太老了，所以和大家谈谈我的感觉，因为当感觉出来时，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判断是正确的。好比说当宋楚瑜、李登辉的问题出现时，我是第一位讲长辈就是李登辉的，后来宋楚瑜在事后的记者会中证实了这件事。我常讲国民党是个黑社会的结构，是无法用现在文明方式来了解的，我曾问老同学刘泰英为何不将党产还给人民？他告诉我若党产一曝光，民进党就会当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黑金结构。宋楚瑜就是看到这点，所以有些内幕不能曝光，而和它的关系像「月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