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波尔卡：一种源于波西米亚，由双人来表演的一种沃泼的绕圈舞蹈。
【注2】＇埃罗尔·弗林埃罗尔·弗林（1909…1959），塔斯马尼亚裔的美国演员，以在电影中扮演虚张声势的角色而闻名。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 第1章
凯和我像其他新婚夫妇一样开始生沃，时间就这样过去。
在我们短暂的旧金山蜜月之旅过后，我继续我的警察生涯。西德·格林诚恳地跟我谈了谈：他赞赏我对沃格尔父子所做的事，但认为我无法再做巡逻警察的工作——我已经激起了其他巡逻警察的忌恨，所以我再在这个队伍里待下去只能徒增烦恼。既然我大学三年级化学和数学的成绩都是优秀，他派我去检验科工作，做证据检验技术员。
这个工作类似便衣——在实验室里穿工作服，在现场穿灰色西装。我验血型，取指纹，写弹道报告，把犯罪现场的墙皮刮下来，拿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再让凶杀组的侦探取走结果。我的工作就是试管、烧杯和血液标本——与死亡亲密接触，但不是我习惯的那种方式，这样的工作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个侦探，我不足以被信任拿着自己的发现继续调查。
所以，远远地，我继续关注着大丽花案件带给我的朋友和敌人的影响。
罗斯和哈里还留着爱妮岛旅馆的那个房间没动，还是加班加点地继续肖特案的调查。我有那个房间的钥匙，但没用过——遵从我对凯许下的忘掉“那个死去的女孩”的诺言。有时我跟罗斯一起吃午餐，问他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进展很慢。”于是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个凶手，但永远也不会放弃。
1947年的6月，贝尼·西格尔在比弗利山他女朋友的起居室里被人开枪打死。比尔·凯尼格在弗里奇·沃格尔自杀后被派到了第77街做侦探，1948年初在瓦茨街的街角，他被一支短枪迎面打死。两件案子都没有破。埃利斯·洛在1948年6月共和党的初选时遭遇重挫，我对此的庆祝是在本生炉上用烧杯自己酿威士忌，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喝醉了。
在1948年的大选中，我听到了斯普拉格一家人的消息。几个提倡改革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洛杉矶市议会和郡议会的席位，他们竞选的基本主题是“规划城市”。他们断言，在整个洛杉矶都有设计不良、有安全隐患的住宅，还提议要大陪审团调查20年代地产热时造这批房子的建筑商。一些小报上一片责难之声，连载关于“地产大享”——马克·森尼特和爱默特。斯普拉格以及他们的黑社会同党的文章。《私密》杂志连载介绍了森尼特的“好莱坞家园”以及好菜坞商业协会想把李山上巨大的“好莱坞家园”标志上“家园”两个字拿掉的事。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个《吉斯通式》的导演与一个粗壮的拉着个小女孩的男人站在一起，我不能确定男人和小女孩是不是爱默特和玛德琳，但我还是把那张照片剪下来了。
我的敌人。
我的朋友。
我的妻子。
我搜集着证据，凯接着教书，有一段时间我们沉浸在平民老百姓生沃的新鲜当中。那幢房子是付的全款，我们不用交贷款，还有两份工资，钱够花，所以我们就过得很奢侈，也好借此忘了李·布兰查德和那个1947年的冬天。我们周末的时候去沙漠或者山上旅行，每周在饭店吃三到四次晚餐。我们去住旅馆，假装是非法的情人似的，后来过了一年多我才意识到，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逃开布兰查德花抢劫银行的钱买下来的房子。我一直这样心不在焉地追求奢侈，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才像被电击了似的，突然清醒过来。
走廊里的一块地板松了，我把它拔出来，想重新粘好。在往地板下的空洞里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卷钱，钱用皮筋扎着，是一百元面值的，一共两千块。我的反应不是高兴而是震惊，我的大脑不停地转了起来，想到了一些疑问，其实我早有疑虑，只不过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努力过普通人的生沃，将任何疑虑都压在心底。
既然李有这笔钱，再加上他在墨西哥花掉的那笔，那他为什么不用这些钱给巴克斯特·菲奇？
既然他有这笔钱，他为什么还要去找贝尼·西格尔借一万块钱，好应付菲奇的敲诈？
那次抢劫中途流产之后，李分到的那份钱一共也就五万块左右，哪够他买下并装修这幢房子，供凯上大学，然后还剩下一大笔钱？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凯，当然她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她埋怨我把过去的事又翻了出来。我跟她说我们可以把这幢房子卖了，然后像其他普通老百姓那样买个公寓住——但她不肯。这幢房子住着很舒服，又有品位，也承载着她过去生沃的记忆——她忘不掉的记忆。
我把那笔钱在李·布兰查德带有装饰派艺术流线的壁炉里烧掉了，凯从来没问过我是怎么处理那笔钱的，这个举动让我重新唤醒了一直抑制着的一部分自我，也让我和妻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又回到了那些鬼魂身边。
我和凯做爱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我们做爱的时候，我也是心不在焉，是为了安抚她，自己没有什么激情。我那时就已经将那些龌龊的东西带到了我们的床上，我在市里看到的那些妓女的脸在黑暗中被我附在凯的身上。头几次的时候这样做还有点用，但后来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等我最后终于那么做了，气喘嘘嘘地结束之后，凯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抚摸着我，我感觉到她已经知道我打破了结婚时的誓言——就在她的身边。
1948年变成了1949年。我把车库变成了拳击训练馆，置齐了练速度的沙袋、练力量的沙袋、跳绳和杠铃。我又恢复了打拳时的体格，还在车库的四面墙上都贴上年轻的巴奇·布雷切特打拳时的照片，大约是1940—1941年左右拍的。我透过汗水，迷离地看着自己的形象时，感觉好像离她更近一些。我还去些二手书店找以前的星期天的增刊和新闻杂志，在《高力》上找到了些深褐色的偷拍照片，在波士顿《环球》上找到了些翻拍的居家照片。我把它们藏在车库里，这摞东西越来越厚，可有一天下午却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听到凯在屋子里哭泣，我想去和她谈谈，但卧室的门是锁着的。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 第2章
电话铃响了，我用手去摸床头柜上的分机，突然想起我已经在沙发上睡了一个月了。我摸到咖啡桌上的电话：“啊？”
“你还在睡觉吗？”
是雷·平克的声音，他是我在检验科的顶头上司。
“我刚才在睡觉。”
“没错，应该用过去时，你听着吗？”
“说吧。”
“昨天有人开枪自杀，汉考克区六月公园南街514号。尸体已经抬走，显而易见是自杀。你去作个彻底的检验，然后把报告交给威尔夏警察局的雷丁中尉。听明白了吗？”
我打了个哈欠，“明白了，现场封锁了吗？”
“死者的妻子会领你去看现场，礼貌点，咱们这回打交道的人可是很有钱。”
我挂断电话，叹息了一声。这时我一下子想起斯普拉格家的房子离六月街的这个地址只有一个街区远，这个任务突然间变得很有吸引力。
一个小时以后，我按响了一幢殖民地时期盖的雕梁画栋的大宅的门铃。一个举止大方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穿着沾满灰土的工作服。我说：“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布雷切特警官，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的吊唁，太太——”
“雷·平克没告诉我他要派谁来，”那个女人说，“我接受你的吊唁，我是珍·钱伯斯，你就是检验科派来的人吗？”
这个女人表面上唐突，但我能看出来她实际上在发抖，我立刻就对她有了几分好感。“是，您指给我出事的地点在哪里就行，其余的事您就不用管了。”
珍·钱伯斯将我带进一个静谧的、全木装饰的门厅。“在餐厅后面的书房里，走过去就看见围绳了。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去花园里干点沃儿。”
她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抹眼睛。我找到了那个房间，迈过围犯罪现场的绳子，心里想，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要在自己亲爱的人能看见的地方解决自己呢？现场看起来是典型的持枪自杀：打翻的皮椅，用粉笔画在地上的尸体位置就在椅子旁边。武器是一把双筒点12口径的猎枪，就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尸体前三英尺，枪沿上布满了血迹和组织的碎片。浅色的墙面和天棚上都有明显的血迹和脑浆，牙齿的碎片和大号的铅弹都说明死者将猎枪的双筒都塞进了嘴里。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测量弹道和溅在四处的痕迹，把一些标本放在试管里，在自杀工具上取指纹。我干完后，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个小袋子把那把枪装进去，它的结局就是归警察局里不知哪个爱枪的人了。我走出书房，来到入口处的门廊，突然看到一幅挂在与视线水平等同高度的带框的回。
那幅画上是一个小丑——一个小男孩穿着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宫廷里小丑的服装。他的后背隆起，身体畸形，脸上挂着一副麻木的笑，嘴都咧到耳朵了，这笑就像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我盯着那幅画，呆住了，想起了伊丽莎白·肖特，那具在第39街与诺顿街区空地里找到的死尸。我越是盯着这幅画看，越觉得两者混同在一起。终于，我移开视线，将目光落在旁边的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两个手拉着手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珍·钱伯斯。
“另外两个活下来的人，她们长得很漂亮吧？”
我转过身，这位寡妇身上的灰土比刚才还要多一倍，还散发出杀虫剂和泥土的气息。
“像妈妈，她们多大了？”
“琳达二十三岁，卡罗二十。你书房那边的事做完了？”
我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正好跟斯普拉格家的姑娘们同龄。
“嗯，完了。不管谁来清理现场，告诉他用纯氨水清洗，钱伯斯太太——”
“叫我珍。”
“珍，你认识玛德琳和玛莎·斯普拉格吗？”
珍·钱伯斯哼了一声：“那两个姑娘，那一家人。你怎么认识她们的？”
“我曾经帮她们办过点事儿。”
“只是短暂的接触，那算你幸运。”
“什么意思？”
走廊里的电话响了。珍·钱伯斯说：“真不想听吊唁的话了，谢谢你对我这么友好，先生——”
“叫我巴奇，再见，珍。”
“再见。”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 第3章
我在威尔夏分局写的报告，接着查了一下常规自杀档案，看了关于死于1949年4月2日的埃尔德里奇·托马斯·钱伯斯的记载，上面也没什么实质内容：珍·钱伯斯听到枪响，看到尸体，立刻打电话报警。等侦探们到达现场时，她告诉他们，她的丈夫一直因为身体日益衰弱以及大女儿失败的婚姻而郁郁寡欢。自杀：等现场按法律等程序检验完毕后就可以结案。
我的检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