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里德博士在一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他的发现小结。
时，他的热切的读者之一便是查普曼博士。后来，在他开始进行单身汉调查时，查普曼博士立即主动地写了封长信与格里德联系，很快得到了那位老分析家的统计资料和方法。依靠这些，他在后来的会见中将失误扣除了。格里德博士去世以后，他的文献按其遗愿给了查普曼博士，后者从这些论文中选取了更多的自己需要的东西。“复计法”是他们私下给格里德的论文起的名字，这个叫法也只有查普曼博士和他的合伙人知道。
它从来没有发表和对外公开过，作为一种秘密的衡量尺度不让外人知道。然而，保罗不无怀疑地告诉自己，这里的乔纳斯博士似乎知道一切。保罗猜想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查普曼博士把他所有的程序告诉了佐尔曼基金会，从而也泄露给了乔纳斯博士。
“不错，除别的检查办法外，有复计法。”保罗听见自己说。
“我得承认，你们能够对那些有意识的撒谎留有余地，这一点，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过，你们如何查出无意识的撒谎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种情况？”
“一个已婚妇女明天来见你。你提问你们定好的问题，她做了回答。她想要忠实回答，她也忠实地回答了，或者说，她相信是这样，而你也相信是忠实的。不过，对孩提时代和青春期的记忆是模糊的，有失误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为并不总是真实的性行为。弗洛伊德这点说得很清楚，你是与妇女的漫不经心的搏斗。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话告诉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压在心里的话告诉你。她可能把异想天开当成事实来述说，而到现在仍然相信它们是真的。分析学家称之为遮蔽了的记忆说给你，旧记忆上叠起了新记忆，这样旧的记忆便被歪曲了。”
“我们的提问，都冠以不同的词语，一般说跟得上。”保罗说。
“我怀疑它。对成打的提问，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实的回答重复十几次，因为她相信那是真实的。同样，她可能躲开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坚信它们从来没有发生。我仅仅是说，只靠那公开的、明显的、有意识的回答是不够的。它没有说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它的精确度是足够了，”保罗固执地说，“你建议怎么干？
你不能把每一个志愿者进行全面分析呀。”
“如果她处在安密妥麻醉状态下，我倒更相信单个人。”
保罗摇摇头。“我的上帝，维克托，让3000名已婚妇女谈及她们的性行为而没有要求化验血清也够艰难的了。你倒要对一小撮下功夫。”
“如果你依赖她们所说的话，”乔纳斯博士温和地说，“也许一小撮倒比3000个好。”他站起来，漫步走到窗前，将它关闭。“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过几百个已婚妇女的诉状。我曾经是洛杉矶调解法庭的五个婚姻律师中的一个。这是法律的事。如果离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诉，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传票必须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师谈出意见。一年时间，我们受理了1000个案子——使一半维持住婚姻。我现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师。”
“你用安密妥麻醉吗？”
“非用不可的时候才使，不过很少。这不是关键所在。我的同事和我都不像查普曼博士那样热衷于统计数字。我们在记录一位妇女的性史时，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她的性交和性亢奋次数，我们比肉体的外在感觉数字更加关心的是内在的感情状况和情绪变化。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我们与查普曼博士大相径庭的地方。”
保罗喝完了他的尊麻酒，注视着正在绕房踱步的乔纳斯博士，只见他到达书桌前，半坐在上面，向下瞅着保罗。“我正在考虑如何把谈话进行下去而不使你烦恼。”
“你一点也没有使我烦恼，我是受托这样做的。我想查普曼博士是人，但确是一个重要的人，我深感荣幸能与他共事。
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浅薄，然而不是，我已经35岁了，坎坷半生也算成熟了。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不出两分钟就卷铺盖走了。我会回去教文学或者写书——或者干某种比婚姻咨询更有用的事情——假若我认为这种行业更有价值的话。不，你一点也没使我烦恼。我几乎听见了你刚所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没有说话罢了。”
“再来点荨麻酒？”
“谢谢，不要了。这种谈话已经够令人兴奋了。至于刚才你所说的，我们追求肉体的次数更甚于情感的变化程度，我想你已经偏离了争论的题目。那不是我们讨论的要点。”
“不是吗？我倒怀疑。”乔纳斯博士回到他的椅子上。
“我们在从事数字统计——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劝告。”
乔纳斯博士皱起了眉头。“印刷成书给外行看，你们两样都沾上了。”他将一把银质开信剪举到鼻子前，盯着观察了一回，然后把它放在书桌的记录簿上。“你们那位查普曼博士，原是一位生物学家，因此，他将职业观点也带到调查中来。他所感兴趣的是数目。我不是，我是心理学家。我想知道感情和关系。”他从书桌上找到一本杂志。他打开它，保罗看见那是《文汇》月刊。“我正在读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雷·格里尔的一篇文章。充满智慧，异常深刻。他谈到了这些性调查，特别说到了其中的一个。说到会见者的标准，他说——”乔纳斯翻找着要引证的话，然后，用手指着那页，大声读出来——“‘除非作为一种肉体的发泄方式，性实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有点像打一个痛快的喷嚏，只不过它索连的身体的下部而不是上部。如果上来那一阵，或者使劲拧鼻子，或者拿情人发泄一顿，是哪一样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他放下杂志。“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改正。不过，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在出版和演讲时有没有用过“爱”这个字。”
保罗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不是对你纠缠不休，”乔纳斯博士说，“我没有听到这个字，你们所有的项目图表全是涉及肉体动作——数量，频率，多少，多经常——然而，此法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些已婚妇女的爱情或幸福。它把性从感情、温暖、体贴、奉献分离开来。我想这不应该。查普曼博士，亦如该领域的许多人那样，意在有规律的性欲、情亢奋、性器官的快感和健康。这不行，请相信我。所谓正常的肉体的性可以代表爱，不过，它还可以表示焦虑、害怕、空虚、强迫。我是说使用性的肉体行动作为判断正常或幸福或健康的单位可能是错误的。肉体的性只是整个男人或整个女人的一部分。它并不决定性格，反之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或她的性行为。特里曼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判断婚姻中性的好坏，几乎可以用能使男人或女人成功地判断任何人类关系的完全相同的因素来表示人的性生活是他的全部个性的奴隶。如果你是完好统一的性格，你定能在你的事业，社交活动等等方面处理得很愉快，那你在性的方面大约也处理得很好。如果你的生活在感情方面一团糟，在查普曼博士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表中却没标出来。一个妇女也可能在一周中有三次了不起的性亢奋，查普曼博士将会说，这是很好的，很正常的，是所有的人努力以求的。然而，这位妇女可能仍然很苦恼，盼望有温柔的爱，能够享受生活。”
保罗一直坐在加有塑料面的椅子里，伸展开腿，这时却坐直了身子。“我并不否认我们的局限性，”他说，“你如何衡量爱？这不可能——”“既然那样，为什么还假托性交和性亢奋的尺度就是衡量爱的尺度呢？”
“查普曼博士并没有这样说——”
“正因为他没有再说什么，人们也便相信了。如果一个数量可观的人们作为一周性交三次的范围出现在他的统计数表中，他为此贴上了一个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正常的标签。假定我老婆和我从身体和心理上都没有做出一周三次的努力和要求，对我们一周一次恰到好处，我们看见这些图表，就会想我们不正常。这暗指是错误和有罪的，会招来苦恼。我就是不信因它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就自动成为正确健康的东西了。”
“你读的只是钱币的一面，”保罗说，“还有一面。反过来。
与其相对应，它读作——哦，正是你正在争辩的对立面——对某种性活动，广泛传播，人人皆知，也便从他们那里消除了羞耻和异常心理。照我看，这是有益的。它把数百万的人从压抑感和犯罪感中解放出来。”
“我很难说我喜欢这种赌博。”
“有时候这样做是必要的”保罗说，“你把自己锁在这幢漂亮的平房里并且进行推理，而我们是走出去，听取三千名活生生的妇女们的实实在在的性史。那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世界就是这样存在着。愚昧和中世纪道德观的贩卖者，正是为此而诽谤我们。他们说我们是色情污垢的收集者和供给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遇到的阻力。他们把查普曼博士和D·H·劳伦斯、雷贝利斯，还有德·塞德，还有亨利·米勒相提并论。然而，这还算不上最坏的情况。当我们与这些圆颅党作战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要对付那些特殊的知识分子，摘棉者，制表人，还有知识层中的评头品足者。”他举起手。“我并不是说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事实上你可能是。不过，撇开这些，在我们的武器、战略和旗帜可能还不尽善尽美的时候，我们继续战斗着。因为我们知道这番事业，我们知道人们需要我们。
也许我们到达目标的方式不对，也或许，这个目的未能证明这种方式。哦——也许。然而我们在战斗着，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必须为性赢得更加宽容的美德和新的风气——既然现在，就在现在，有人没有做，那么，我们必须做。”
保罗止住了，喘着气，一时间被他的激情的迸发所窘迫，他找到自己的烟斗，乔纳斯微笑了起来。“你说得对。”他说。
“正如我所说的，我相信这些。”
“也许，我对你有点太过分，就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其它意思——”“哎呀，你用不着向我道歉。”
“……不过，你看，我不信这些。当我们在电话上交谈时你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所以让我们谈一谈。呐，不错，我相信，有共同的目标。你知道，保罗，空谈什么容忍、智慧和更好的生活，通常是激进的或者是自由主义的娃娃们、那些非常年轻的娃娃们的作法。现在，到了大人来接管，来做娃娃们的工作的时候。我对与青春期有联系的理想主义早已厌烦了。我想，理想主义的玩艺属于坚强的、有经验的、成熟的成年人。
我想把清教主义禁闭在小铁栏之后，正如你们所做的，使它像普利茅斯的岩石那样成为已死的过去的文物和标志。我想要男人和妇女最终达到自由和无忧无虑，他们必须从奴役中释放出来生活在更好的地方，是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问题是：通过哪一条途径能把我们快速而安全地带到这个所在？我有个看法，我不认为这是查普曼博士的路子。”
保罗突然意识到他此行的使命。“但是，我们毕竟在向着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