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我无法长期承担。当我走进家门站在父母面前开始向他们坦白一切的时候，我感到耻辱至极，但也确信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母亲还是那么一副面无表情的姿态，坐在藤椅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一言不发地听着。十几天前离家出走时，我确信她听清楚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而她此刻手中在织的依然是那件我的毛衣。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有些惶惑，但显然无法问出口。我极力克制着拔腿离开的冲动，在裤兜里掐着自己的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唯独隐瞒了自己被追杀和严浩杀人的细节，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报警。 “你现在想怎么样？”听我断断续续地全部说完后，母亲问。 “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让她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睡我的房间，我在宿舍住。等到事情结束了，严浩回到上海，我们就给她买火车票，送她回湖南。” “你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吗？” “我没错。”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就不要来求我帮助。” 这段对话似曾相识。我茫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脸上平静的表情，不祥的预感立刻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湮灭了所有纠缠着的希望和不安，冻得我几乎想咬碎自己的牙齿。我终于回想起了多少年前那个被猪头三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年，回想起了—— “我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尊严”。 我笑了。我环顾四周，突然觉得自己置身的场景竟是如此有意思，高高在上的母亲用她的方式审判着我的自尊，伛在角落的父亲毫无主意地揉搓着手掌，躲避着我的目光。而我，我自己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即将赴菜市口问斩的义和团烈士吗？我忽然感到了深深的厌烦，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我昂起头，冷冷地笑着，迎着母亲的目光。 母亲看着我玩世不恭的表情，说：“你还记得当初你考大学执意要念中文系时我对你说的话吗？我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提醒你一件事，你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自己走完它。”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衣橱拿了一些衣服，和手机充电器、存折等杂物一起塞进一个帆布旅行包里，挎在肩上，回到母亲面前。 “我走了。有事可以打我手机，如果是想听我认错，就不必了。” 说完我拉开房门离去。 快到大院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小名。是父亲。我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微侧着身体，用一只手拄着腰，脸上隐隐露出疼痛的神色。我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事？”他张开嘴，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将另一只手急急地伸进裤袋，把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掏出来递给我。我的眼眶一热，扭头就走。他在身后连喊了好几声我的名字，最后声音竟然都带了哭腔，“小雨啊，你不要再这么倔了好不好？你就给你爸爸这一次面子好不好？我这个做父亲的求你了行不行？” 站在渐渐开动的巴士上，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父亲还站在站台上远远地目送着我。我的手心里攥着他塞给我的钱——两千元。这个悭吝得连买根针都要算来算去的父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两千元。我疲惫而茫然地看着车窗外晃动着的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过了二十一年，我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五部分第94节 这场雨下完，冬天就到了
我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肮脏破败的小区里租到了一套房子。一室户。整栋楼极其破旧，内部是木结构，打个喷嚏都有脚下在晃动的错觉。厕所总算是有的，还有一个看起来随时会爆炸的煤气热水器，但除此之再没有任何电器，没有电视，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摇摇欲坠的老衣橱，一张我第一次坐下去就差点爬不出来并且溅得满屋子灰尘的破沙发，布套的破口处挤出很有视觉效果的黄黑色的海绵和生锈的弹簧。临街的门窗倾斜不齐，到处都有露风的缝隙。阳台上积蓄了似乎有几年没打扫过的灰尘。我想房东和中介公司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没有经验和鬼鬼祟祟，因为这样的房子他们居然果断坚决地要收我800元/月。 “怎么样？能在这鬼地方住吗？”我皱着眉头转身问徐海云。她点头，脸上看不出一丝不堪忍受的表情。我笑，我想起了梦娇歌舞厅里那个挂着一个“员工休息室”牌子的只有一张床的小房间，想起了她曾说过的，她在“时装模特兼坐台小姐”的生涯里居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地方。从她天真愚昧地跟着刘老枪走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注定要象14岁之前的我一样没追求——我的目光移向窗外，看到在落日的余晖里升腾飞舞的烟尘——至少这里能够晒到“稀罕”的太阳，我想。 我到中国银行取空了自己的那张活期存折，加上父亲给的钱，总起七千多元，交了中介费、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到超市给徐海云买了被子、枕头、毛巾等杂物，最后只剩下两千多元。我不知道这些钱还可以熬多久，但想到自己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按坐到命运的赌桌前，不得不在轮盘上放下自己所有的赌注，竟觉得似乎该为此激动人心的事件好好庆祝一下。于是我不顾徐海云的反对领她出去找了家还算象样的馆子大吃了一顿。我吃得狼吞虎咽，兴致勃勃，甚至废话连篇，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情调。饭后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心血来潮之下又从扯着我衣角不肯放手的小屁孩手上买了一支已经发黑的玫瑰随手丢给徐海云。 我两手抄在裤兜里，吹着口哨，强撑着满不在乎、浑然忘我的形象大步向前走。不知不觉间，徐海云被我落下了好一段距离。我转身等她。她紧紧握着那支可笑的烂花，低着头慢慢跟上来。“你走路怎么这么慢，吃得太饱了？”我问。她抬起头，泪光刺得我眼睛隐隐作痛。我深深地喘了口气，从裤兜里取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快走吧。天快黑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她咬着嘴唇，点点头。 一路上她始终低着头。因为步调不一致，经常踩到我的脚。我也一样。我想我们俩这样走路的姿势在路人看来一定非常可笑，跌跌撞撞，狼狈不堪。 狼狈没什么不好。今时今日，如果我的自尊依然连狼狈都不能承受，我又能拿什么去承受劫难未卜的漫漫明天？我是一个男人。是啊，我已经21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回到徐海云的新住处，我帮她一起收拾房间。我先换掉了洗手间里灯丝已经断掉的灯泡，此项工作完成得还算顺利。接着我又踌躇满志地从对门的邻居那里借来管钳之类的工具，无师自通地修好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但这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忘了关自来水的总阀。浑身湿透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如此的束手无措、狼狈不堪。我还想继续干别的，但在徐海云没完没了的哀求下，只好脱下湿衣服，洗个热水澡，钻进被子里。 徐海云收拾好东西，洗完澡，把我的湿衣服都洗了，内衣和外衣，手洗的，和她自己衣服一起一件件拿着从我眼前走过，晒到阳台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睡，等明天早晨衣服干了再走吧，好吗？”她站在床前，迟疑地问。我默默点头。她关掉灯，背对着我很快地脱掉外衣，掀起被子的一角钻进来。她的胳膊肘冰凉地碰了我一下，立刻缩了回去。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后半夜我被冻醒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掉入了正在融化的冰窟一样，浑身都是冷汗，身下的床单也已经完全湿透。我头痛欲裂，在黑暗中恍恍惚惚地睁着眼睛，茫然半晌，终于明白，我发烧了。 然后我开始想念阿米。近乎崩溃地想念阿米。我想抓住她冰凉的小手放在自己滚烫的脸颊上，想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穿透所有的云层，哪怕是含着她的发丝死去。但我没有力气，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灯被打开了，眼睛立刻被刺痛，被泪水和汗水折射得散漫迷朦的视野里隐约晃动着一个人影，在唤我的名字，在用手摸我的额头试我的体温。我多么希望这是阿米，但我绝望地明白她只可能是徐海云。徐海云拿来湿毛巾擦我额头和脸颊的汗，把我的头捧到自己的腿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水。我终于看清楚了她的脸，这张脸上满是担心和不知所措，一眨不眨的眼睛里充满紧张和焦虑。我迷茫地看着，迷茫地看到了另一张脸，看到了深映在记忆中的那幅画面—— 阿米父亲说话的声音不容回避地在耳旁响着，而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看着餐桌另一边阿米热泪奔涌却完全无能为力的脸。我终于绝望地想到我在阿米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或许注定只能扮演一个如此盛装登台的小丑，能够得到羞辱，能够得到赏赐，但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荣辱与共。对于卸妆后的我而言，对于此刻可怜得像条丧家犬的我而言，我只能与徐海云这样的小姐相依为命。 我感到冷，很冷很冷，冷得几近窒息，好象有什么地方在清脆地断裂。“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听到徐海云颤抖的声音。“冷。”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一个字。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焦灼地东张西望，看着她绝望地咬紧嘴唇，看着她终于想到了什么，把我的脑袋放回枕头上，在我面前站起，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她不声不响地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赤条条地钻进被子，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她的体温让我的身体温暖起来，却几欲崩溃。“把灯关掉好吗。”我小声说。在闭起眼睛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两行泪水流出自己的眼眶。 黑暗吞噬了一切画面，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期间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在我清醒的时候，徐海云喂我吃药，喂我吃饭，喂我喝水，为我擦身子，还换掉了湿透的床单。第二天晚上我的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帮我穿好衣服，搀扶着我一起到楼下的兰州拉面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把热辣的面汤一口一口地喝掉之后，我终于感到了强烈的食欲，一口气又吃了半斤孜然羊肉。 半个小时的散步之后，我的体力基本上算是恢复了。 那天晚上，我和徐海云做了。我不想回忆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的，那对于成为事实的结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了。不能称为“做爱”，只能叫做“性交”。索然无味的交合，毫无愉悦而言，只有潮湿和沉重，和隐隐的刺痛。还有关灯前的一瞬间，徐海云留在我视觉记忆里的平静得毫无表情的脸。 过去我和阿米做爱的时候从不在乎是否关灯，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养成了做爱前关灯的习惯。如果是白天，我也会关上所有的门，拉上所有的窗帘。然后，在高潮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徐海云，我和她做爱的时候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 严浩有一个习惯，他喜欢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出自己难以判断或不愿判断的选择。因为人生永远不能回头，所以对于人这种动物而言，任何选择题的“是”与“否”的选项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如同一枚硬币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