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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部《论语正义》，虽然石越本心以为自己是抄袭别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论，倒也可以说是一部创述之作。不仅仅因为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阐述，而且也是因为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删减增添之处，充斥全文。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后面则是对前面一段论语做出阐发。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标点符号。这部书附有两个前言，一篇说到写这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导致断句不一而引发的歧义，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就引发了士林大讨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标点符号的应用后来很快就随着这《论语正义》而风行于世。
但是这部书在熙宁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却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这编撰的六个人并不知道，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贡生们的应酬聚会当中，这些贡生们便忍不住打听相问，而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便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于是这个传闻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众士子对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岁出头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贡生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不过石越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唐棣等几人完全沉迷在这件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想想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兴奋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从唐棣、桑充国兴奋的解释中知道了这件事的意义，他们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购下了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这书定稿，就全力开工刊发。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迟迟不愿意定稿。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也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也是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的确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用李敦敏的话来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是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夷和桑俞楚这两个年过不惑的人，才在心里暗暗叹服石越的小心是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而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他大哥也就唐棣的父亲唐甘云的信中，用肯定的语气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当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可以说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的繁荣，国家从工商业中得到的税收几乎与农业税不相上下，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虽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之家，但是其财力也是相当的可观。买下一座雕版印刷坊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小意思，更何况石越带给他们的棉纺技术，能带来的利润让唐甘南做梦都能笑出声音来。
在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而石越也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订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可以说是不计工本，请来的尽是第一流的工人，采购的木料、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是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又谈何容易？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近百个工人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他默默算了算时间，向一个老工人问道：“老师傅，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不用雕版呢？”
那个老工人憨笑着回答：“回石公子，毕升这个人小的并没听说过。倒是泥活字印刷现在的确有人在用，不过好像主要是杭州一带的印书坊采用，汴京城里只有一家。而且印刷效果比我们雕版的要差，泥活字也不能够用太多次。说起来只是成本比雕版要低一点，如果不是大作坊，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
石越默默听着。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还年轻着呢，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要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的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不是那么容易造出来，自己知道较多的倒是王祯发明的木活字，还有那转轮排字架。莫若先把汴京那个活字印书坊给收购了，然后就做木活字，自己再加以更现代的工艺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让这些工匠造铅锡合金活字。”
他把这件事又想了一想，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神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他便回去找桑俞楚商议。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因为这印书坊多少也是有利可图的，虽然活字印书坊其实利润并不高——它的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工资每天只要三十文，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工资每天要四十文到五十文不等——但是总的来说，也是能略有盈利，况且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像也说不定的。
桑俞楚做事是个有效率的人，抢在除夕之前，他就按石越的要求用了五百贯钱把汴京城里唯一的一家活字印书坊“李记”连掌柜带工人全部买下，改了个招牌叫“桑氏”。
虽然石越很希望能够在春节里和印刷工人们探讨一下木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新式的工艺流程细节的可行性，但是他毕竟无法阻止人们希望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这一朴实的愿望，而做为他自己，若依内心来讲，也是很希望能趁此时机领略一下西元十一世纪宋代春节的气氛。只不过他同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一种紧迫感，相对于他要做的事情来说，他所享有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实在不容他不抓紧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石越来到了这个时代，但是他依然和这个时代不太相融，因为这个世界普遍的作风是相当的优雅，而他则显得急促了一些，这真是无可奈何的矛盾呀……
和桑家人一起过除夕的时候，石越相当惊讶的发现鞭炮在当时的工艺水平并不逊于自己的时代。他倚门望着那“噼里叭啦”作响的鞭炮，突然有点讽刺的想道：“这个东西也许是这个时代里我最熟悉的事物吧？随着开封城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零六九年算是结束了，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似乎已经慢慢溶入了这个社会，看来我的适应能力还真是惊人呀。如果换了别的意志脆弱的人，只怕早就死掉了吧？”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嘴角就不自觉的露出了自嘲式的冷笑。
他并不知道此时有一个人在远远的望着他，看着他那寂寥的神态，那倔犟的冷笑，那掩抑不住光芒却又似乎无比倦怠的眼神……桑梓儿知道以她的身份是不可以和男性走得太近的，虽然自己家里并没有那种清规，但是有一种约束是无形的。虽然眼底里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