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养成雅好读书的良好习惯。孝文帝“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他学习进步很快，《五经》之义，读后便讲。史家传记，诸子各家，无不涉猎。冯太后作《劝戒歌》三百余章，教育孝文。在冯太后引导下，孝文逐渐参政听政。他参与执政，实际上应从太和五年（４８１年）开始，时年１５岁。
冯太后的文化教育对于孝文帝毕生的事业影响很大。冯太后是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人。临朝听政以后，在她周围又聚集了如李冲、游明根、高闾等一批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汉族文人。由于冯太后和汉族士人的教育和影响，孝文帝也热衷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
第八部分冯氏的政治行为（1）
冯太后临朝听政时，孝文帝表现得非常谨慎恭顺，事无巨细，一一禀与太后。冯太后的特征是多智略、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位，省决万机；而且多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所以威福兼作，震动朝廷内外。
为了稳固临朝称制的地位和权力，冯太后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与策略。
其一，开始果断地实行宽宥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一面宣布大赦，一面剪除异己，把宽赦与诛杀相结合，宽宥为主，诛杀为辅。对一些怀念献文帝的节义之士，予以“表异”。将献文心腹大将、大司马万安国赐死。随后论功行赏，以征西大将军、安乐五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目辰为司徒。这些人尊她为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斗争以后，冯太后又控制了北魏的最高统治权。其二，组成临朝称制可利用和依靠的骨干势力——宦官集团。这一层人，虽然地位低微，但能量很大，整天围着皇帝、后妃团团转。为求得帝后欢心，极善察颜观色，小心服侍，而且逐渐懂得许多军国大事内情，上传下达，作用日趋重要，猎得帝后们的信任与青睐，于是形成“中官用事”的格局。冯太后从中选拔了一批能干的“微阉”，作为心腹，控制朝政。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人原都是出身微贱的阉宦，不到一年，都被冯氏提拔到了王公的官位上。另外，王睿经常出入太后卧内，几年的工夫，官至宰辅，还得到数以亿万计的财帛赏赐及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于帷幄，密加赏赐，不可胜数。
这些举措，有力地保证了在其执政期间几次重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颁布均田制和三长制。李安世于太和元年（４７７年）提出均田之议，建议根据政府掌握的土地数量，按劳动力实行均田。他的建议切中时弊，得到了冯太后的赞赏。冯太后毅然接受李安世的建议，下诏实行。诏书虽然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其时孝文帝只有１０岁，实际上是临朝秉政的冯太后的杰作。太和九年，北魏正式实行了均田制。此时孝文帝虽然已经到了１９岁，但对政事并不参决。因此，冯太后是推行均田制的真正决策者。到了孝文帝执政时，严格执行了冯太后的既定方针，进一步推广这一土地制度。
均田制的实行，使更多的劳动人手被束缚在官田荒地上，农业得到开发，政府的赋税增加。冀州刺史元晕在州检括丁户，让民户自报丁口，不得隐瞒。以前曾隐瞒丁口不向官府缴纳捐税者，必须补缴，一次就得到五万匹绢。仅冀州一州就如此，至于全国，为数就更多了。租调增多，官府库藏暴满。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到了肃宗、灵太后胡氏执政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灵太后胡氏让百官在库藏背绢，根据体力，任意自取，所背绢全归自己。于是百官一个个使出浑身的力气背，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因背得太多，摔倒在地，把脚崴了。太后见他二人太贪婪，于是没收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回。元融、李崇因此受到众人的耻笑。库藏是这般富足，这当然和均田制的实施、农业生产发展有关。
第二，班俸禄，惩贪污。过去实行的断禄之制，没有常俸，全靠皇帝赏赐和贪污受贿生活，各级官吏任意搜刮百姓以饱私囊，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地方守宰上任时，只是“单马执鞭”，到了任满离职的时候却是“从车百辆”，贪污是很惊人的。冯太后诏令群臣商议，并听从了高闾的主张，于太和八年（４８９年）开始实行班俸禄，实行百官俸给制，并规定颁行俸禄之后，赃满一匹皆死。这对于澄清吏治，制止官吏的贪污和敲诈勒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外戚出身的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地位显赫，但他为官贪暴，班禄施行后，因为贪赃而被枷往平城。冯太后召集文武百官，当面追赃定罪，因为其为皇帝亲戚，恩准其在家中自裁。此后，郡守县令，因贪赃枉法而被处死的达四十多人。从此，官吏更加小心谨慎，不敢不廉洁奉公。
班俸制、整顿吏治、均田制及三长制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对于抑制豪强的土地兼并，减轻民众的租调负担，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但是，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对于新法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阻力。面对乖戾的议论和未卜的前景，冯太后却十分沉着、果断，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无庸置疑的反诘语气，将反面意见驳回，表现出不让须眉的气势。
第三，推行汉化政策。冯太后是汉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都是北燕的国王。冯太后生长在长安，从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父亲被诛后，她入宫受到姑母的教育，继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汉族文化在她的头脑中有很深的烙印。因此，在她临朝期间，积极倡导汉化，推行民族改革。太和七年（４８３年），在她的主持下，下诏禁止拓跋氏同姓为婚。
第八部分冯氏的政治行为（2）
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前，男女婚姻关系比较紊乱。父子、兄弟共妻，兄弟姐妹为婚，婚姻关系比较开放、自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王室宗亲多有荒唐事。入主中原以后，鲜卑遗风也没有多大改观。为了改造拓跋氏鲜卑旧习，移风易俗，冯太后首先从禁止同姓婚姻着手，推行汉化政策。当然，同姓为婚在鲜卑拓跋部族中已根深蒂固，冯太后虽有一纸诏书，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孝文帝执政后，实行较为彻底的民族改革，禁同姓婚事兴办，禁止使用鲜卑语言、服装等，提倡与汉族大姓联姻，讲汉语，着汉服等，汉化改革成效卓著。
第四，兴学校，复礼乐。西晋末年以后，政局混乱，战火迭起，北方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冯太后执政后，认识到教育能起到“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的重大作用，就在天安元年（４６６年），诏令全国各地设立乡学。在北魏历史上，这是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的。其后又于太和十年（４８６年）改中书学为国子学。４８８年又采纳李彪建议，尊汉制，设立太子太傅，以教育太子。这些诏令颁布后，促进了中原传统文化教育的恢复，大大加快了鲜卑拓跋部汉化的过程。
第五，对北魏初年的刑律，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清除了部分极其野蛮残酷的条文。在死刑方面，北魏初，死刑分（车裂）、腰斩、斩首、绞四种。冯太后制定新刑律时，除去车裂和腰斩，改为枭首、斩首、绞三种。北魏初年还有门诛、三族、五族的酷刑。门诛要将犯罪者本人和他的妻儿子女都杀掉；三族杀犯罪者本人和他的妻子儿女，另外还加上父母兄弟；五族所杀的范围更广。冯太后时所改革的律令，把中国已经废除、到五代十国时代又重新应用的车裂、腰斩、夷五族等落后残酷的刑律，有的废除，有的降等，使北魏法律在客观上更能适应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第六，宽待工商，释工奴。中国自秦汉开始，历朝官府都对手工业者严加控制，将他们规定于类似奴隶的卑贱身份，手工业者一般要世代承袭，不得迁徙或脱籍。将掳获的手工业者，分配居住在固定的地区，在政府严密管制下，还严禁其子弟读书受业，并对庶民和工匠之间的通婚也予以严禁。冯太后执政后，出于加强农业的需要，就一反传统做法，对手工业者再三采取宽松措施。先是在延兴二年（４７２年）允许工商杂伎兼营农业，后又于太和六年（４７７年）下诏，允许工匠在服役机构内升任官职，还准许其中立战功的人，或者因技艺高超而被宫廷宠幸的人升任清官高流，这就打破了北魏建国以来的禁令。工匠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逐渐与编户齐民同列。冯太后的这些措施，进一步铲除了北魏社会所残存的奴隶制因素，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冯太后执政时的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改革范围广，包括了思想文化、经济、政治、习俗等各个方面，其汉化改革的程度远胜于北魏以来各朝所为。
二是许多政策和措施制度化，有些甚至比中原旧制还完备，如三长制。
三是对中国历史上早已形成的某些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果断的大变革，尤其是宽工商，释工奴，制定太和新律，实行均田制。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八部分冯氏风格
冯太后虽为妇人，但天性聪颖，刚入宫时就粗学书计，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国家大事全部她一个人说了算。而且由于有了第一次临朝称制的经验，她显得更成熟、更老练。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什么事都不敢违背祖母意愿，事无巨细都一一禀告祖母。
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作《劝戒歌》三百多篇。《劝戒歌》是一种告诫性的诗歌，内容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的说教，这对于将要接替冯太后统治天下的孝文帝当然至关重要。她又作《皇诰》十八篇，以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还要孝文帝身边的内侍十天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她不但注意培养孝文帝汉化改革思想，而且重视锻炼他的治国才能和胆识。孝文帝进入少年之后，冯太后便把他带在身边，直接参与汉化改革的廷议和决策，言传身教，让他领悟其中的方略。在生活作风上，也以身作则，对他施加影响。有一次，宰人进粥，粥中有虫。孝文帝见了大怒，要严惩宰人，太后却“笑而释之”，这对孝文帝宽容、简朴作风的形成是起了作用的。太和十年以后，冯太后让孝文帝直接处理国家大事。孝文帝向臣下问止灾、止盗之方，访安民之士，仿汉朝礼仪，修明堂、建太庙、正祀典，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不过，孝文帝遇到难决的事，冯太后仍不失时机地给以启导。冯太后对孝文帝的这种培养，人们很不理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甚至怀疑孝文帝是冯太后的私生之子。其实非也。冯太后高瞻远瞩，从培养汉化改革接班人着想，这正是她超凡脱俗的地方。
她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尤其是重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从宦官中提拔上来的杞道德、